经济学原理

天方夜谈

经济学原理--第六章　价值与效用

第六章　价值与效用

　　第一节　价格与效用。消费者剩余。时机。

　　我们现在可以进而考虑，对一物实际支付的价格代表占有此物所产生的利益到怎样程度。这是一个广泛的问题，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可说的很少，但那很少的一部分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决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称为消费者剩余。

　　从某些商品中所得的消费者剩余比从另些商品所得到的大得多，这是很明显的。许多舒适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比许多人宁愿支付而不愿完全得不到这些东西的价格低得多；因而这些东西提供了很大的消费者剩余。火柴、食盐、售一便士的报纸或一张邮票都是很好的例子。

　　他从以低价购买他宁愿支付高价而不愿得不到的东西中得到的利益，可以称为他从他的机会或环境，或者借用几代前常用的一个字，从他的时机中得到的利益。本章中我们的目的是要应用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来帮助我们约略估计一个人从他的环境或时机中得到的某些利益。

　　第二节　消费者剩余与个人需要的关系。

　　为了使我们的概念明确起见，让我们考虑供家庭消费之用而购买的茶的情况。让我们以个人为例，如果茶的价格是二十先令一磅，这个价格刚好使他每年购买一磅；如果价格是十四先令，刚好使他买两磅，如价格是十先令则买三磅，如价格是六先令则买四磅，如价格是四先令则买五磅，如价格是三先令则买六磅，而实际上价格是二先令，他的确买了七磅。我们必须研究他从以每磅二先令的价格购买茶的能力中所得到的消费者剩余。

　　价格如为二十先令刚好使他购买一磅，这个事实证明他从那一磅所得的全部享乐或满足与他把这二十先令用于购买其他东西所能得到的全部享乐或满足是一样大。当价格跌到十四先令时，他如愿意的话，仍可只买一磅。于是他就以十四先令得到对他至少值二十先令的东西；他将得到对他至少值六先令的剩余满足，或换句话说，至少是六先令的消费者剩余。但事实上，由于他自己的自由选择他买了第二磅，这样就表明他认为第二磅茶对他至少值十四先令，这一点代表第二磅茶对他所增加的效用。他以二十八先令得到对他至少值二十先令加十四先令，即三十四先令的东西。无论如何他的剩余满足不会因购买第二磅茶而减少，这种满足对他至少仍值六先令。这两磅茶的全部效用至少是值三十四先令，而他的消费者剩余至少是六先令。每次增加的购买量对他以前所决定的购买量的效用发生相反的作用，这个事实在作出需求表时已被考虑，因而不能重复计算。

　　当价格跌到十先令时，他如愿意的话，仍可只买两磅；而以二十先令得到对他至少值三十四先令的东西，并且得到至少值十四先令的剩余满足。但事实上，他宁愿购买第三磅：因为他毫不在乎地这样做了，我们就知道他买第三磅并未减少他的剩余满足。他现在以三十先令买了三磅；其中第一磅对他至少值二十先令，第二磅至少值十四先令，第三磅至少值十先令。三磅的全部效用至少是值四十四先令，以此类推。

　　最后价格跌到二先令时，他买了七磅，这七磅对他的价值不会少于二十、十四、十、六、四、三和二先令，或者总计是五十九先令。这个总数测量出这七磅对他的全部效用，而他的消费者剩余（至少）是这个总数超过他实际为这七磅所付的十四先令之数——即四十五先令。这四十五先令就是他从购买茶所得的满足，超过他花这十四先令多买一点其他商品所能得到的满足之价值，因为他认为以其他商品的现行价格多买一点这些商品是不上算的；如果以现行价格多买其他商品就不会使他得到消费者剩余。换言之，从他的时机和从在茶这样东西上环境适应他的欲望，他得到了值四十五先令的剩余享乐。如果没有这种适应，他无论出什么价格也不能得到茶，则他就会遭受得不到满足的损失，这种满足至少等于他多花四十五先令购买其他东西所能得到的满足，而这些东西对他刚好只值他所付出的价格。

　　第三节　消费者剩余与市场的关系。当我们考虑大多数人的平均数时，个人性格上的差别可以不加过问；如果这大多数人包括相同比重的富人和穷人在内，则价格就变成对效用的一种正确的衡量。

　　同样，我们如果暂且不管以下这个事实：同额货币对不同的人代表不同数量的愉快，则我们同样地可以根据对茶的全部需要价格表中所表明的价格，超过茶的销售价格的合计的总额，来衡量（比方说）在伦敦市场中茶的销售所提供的剩余满足。

　　这个分析连同它的新名称和精细的方法，初看起来似乎是费事的和不真实的。但经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就可知道它并未带来新的困难，也没有作出新的假定；不过是对市场日常用语中潜在的困难和假定加以说明罢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像在其他情况一样，日常用语的表面上的单纯掩盖了真正的复杂，学术研究的义务就是要揭露这种潜在的复杂，面对这种复杂；并尽量减少这种复杂：因此在以后的阶段中，我们就可坚决地处理日常生活中模糊的思想和言语所不能彻底了解的种种困难。

　　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有这样的说法：各种东西对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不是以他对这些东西所付的价格来衡量的：例如，他对茶比对盐所花的费用虽然大得多，但盐对他却有较大的真正价值；如果他完全得不到盐的话，这一点就可清楚地看出来了。在说到我们不能相信一样商品的边际效用可表明它的全部效用时，不过是把这种说法变为精密的专门形式罢了。

　　假定有些乘船遇难的人，预料要等待一年后才会被救，有几磅茶和几磅盐要在他们之中分派，盐就会被看得较为贵重，当一个人预料在一年中只能得到少许盐的时候，一两盐的边际效用比在同样情况下茶的边际效用大。但是，在平常的情况下，盐的价格是低廉的，各人都买了那么多盐，以致再多买一磅对他不会增加什么满足：盐对他的全部效用诚然是很大的，但是盐的边际效用却是低的。另一方面，因为茶的价格是昂贵的，大多数人用茶叶较少，而用水泡茶的时间较长，如果茶的价格差不多能像盐那样低廉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节省了。他们对茶的欲望还未达到饱和，它的边际效用是高的，他们对多买一两茶与多买一两盐也许愿意支付同样的价格。

　　我们开头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通常说法提示了这一切的道理，但却不是以一种精密和明确的形式来表达的——像以后工作中我们常用的叙述所需要的那种形式。一开始就使用专门名词不会增加知识，但却可使我们熟悉的知识具有稳定的简洁形式，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①或者，一物的真正价值不是以它与个别的人的关系来研究，而是以它与一般人的关系来研究；这样自然就会假定，“第一点”，对一个英国人值一先令的满足可当作与对另一个英国人的一先令的价值相等，和“直到出现相反的原因为止。”

　　但是，每个人都会知道，只有假定茶的消费者和盐的消费者都是属于同一等级的人，而且包括各种性情的人在内，这样说才是合理的。

　　这样说也包含以下的考虑：值一镑的满足对一个普通的穷人，比对一个普通的富人值一镑的满足大得多：如果我们不是比较一切等级的人所大量使用的茶和盐，而将其中之一与香槟酒或菠萝比较，则为此而作的改正就重要得多了：它会改变这种估计的全部性质。在前几代中，许多政治家，甚至有些经济学家，都没有注意对这种原因加以充分的考虑，在制订课税计划时尤譬如此；他们的言行似乎对穷人的痛苦缺乏同情心，虽然较多的时候他们只是由于缺乏思想才会如此。

　　然而，大体说来，在经济学所研究的大多数事件，是以大约相同的比例影响社会上一切不同等级的人的事件，因此，由两个事件所造成的幸福的货币衡量如果相等的话，则这两个事件的幸福的多寡一般说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因为这个缘故，在一个市场中对消费者剩余的正确衡量才有很大的理论上的兴趣，而且会有很大的实际重要性。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对各样商品的全部效用和消费者剩余的估计是根据它的需要价格，当这商品的价格上涨到罕见的价值时，是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假定下有了这种需要价格：当用于同一目的之两样商品的全部效用根据这个办法来计算时，我们不能说，两样商品合在一起的全部效用等于每样商品各别地全部效用的总和。

　　第四节　续前。

　　如果我们考虑以下的事实，我们论断的实质也不会受到影响：一个人花于一物的钱愈多，他多买此物或他物的能力就愈小，而货币对他的价值就愈大（用专门语言来说，就是每一新的支出增加货币对他的边际价值）。但是，它的实质虽然不变，它的形式却因而变得较为复杂而没有相应的收获；因为，在这个题目下所作的改正方面具有重要性的实际问题是很少的。

　　可是，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像吉芬爵士所指出的那样，面包价格的上涨使得贫穷的劳动者家庭的财源如此枯竭，并且提高货币对他们的边际效用如此之大，以致他们不得不节省肉类和较贵的淀粉性食物的消费：而面包仍是他们所能得到和要购买的最廉价的食物，他们消费面包不是较少，而是较多了。但是，这种情况是罕见的；如果遇到这种场合，我们必须根据各种场合的实际情况来研究。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完全不能正确地推测：如果任何一物的价格与人们惯常为它支付的价格相差很大时，人们会买多少；或换句话说，如果销售量与它平常销售的数量相差很大时，此物的需要价格会是怎样。所以，我们的需要价格表除了接近平常的价格之外，是很有推测性的；对于任何一物的效用的全部数量，我们所能作出的最好估计也难免有很大差错。但是，这种困难实际上是不重要的。因为，消费者剩余学说的主要应用，是关于随着我们所说到的商品的价格在接近平常价格的变化上而发生的消费者剩余的变化：这就是说，这种应用使我们只要使用我们很容易获得的资料。这些话用之于必需品特别有力。

　　第五节　以上两节所说是假定共同财富的问题已被考虑。

　　在估计福利要依靠物质财富时，还有另一种考虑易被忽视。不但一个人的幸福往往要依靠他自己身心和道德的健康，比依靠他的外在条件更大，而且即在这些条件之中，有许多对他的真正幸福极关重要的条件也易于从他的财富目录中遗漏。有些条件是大自然的惠赠；如果它们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话，则诚然可以不加过问而不会有很大害处；但事实上它们是随地而大不相同的。然而，这些条件中还有更多是属于共同财富的因素，在计算个人的财富时这种共同的财富常被遗漏未算；但当我们比较近代文明世界的各个部分时，共同的财富就变为重要，而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时代与前代比较时，甚至更为重要。

　　在我们的研究之末，我们将对为了保证共同福利的共同活动——例如街道的灯光和洒水——加以详细研究。为个人消费而购买东西的合作社，在英国比在别处更有进步：但为贸易目的而购买为农民及其他人所需要的东西的合作社，直到最近在英国才不落后。两种合作社有时都称为消费者的组织；但它们其实是为了在某些企业部门中省力的组织，与其说它们是属于消费的问题，不如说是属于生产的问题。

　　第六节　贝诺意的意见。财富效用之较为广泛的方面。

　　当我们说到福利要依靠物质财富时，我们是指以收进的财富与由此而产生的使用和消费这种财富的能力之源源流入来衡量的福利之源源流入。一个人现有的财富，由于对它的使用和其他方法，产生了幸福所得，占有的愉快当然也计算在内：但是，在他现有的财富总额与总的幸福之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这一章和前几章中说到富人、中等阶级和穷人时，都是说他们各有大的、中的和小的收入—而不是财产。

　　依照丹尼尔·贝诺意所提出的意见，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从他的收入中所得的满足，在他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时就开始了，以后他的收入每以陆续相等的比例增加时，满足也随着有同额的增加，在收入减少时，满足也随着相应减少。

　　但是，过了相当时候，新的财富往往失去它的吸引力的大部分。一部分，这是习以为常的结果；习以为常之后就使人们从惯用的舒适品和奢侈品之中不再会得到很多的愉快，虽然他们如果失去了这些东西，就会感到更大的痛苦。一部分这是由于以下的事实：财富的增加往往与年老厌倦或至少是神经紧张的增加一同而来；甚至随着财富的增加，还会养成降低身体的活力和减少对愉快的享受能力之生活习惯。

　　在各文明国家里都有一些佛教信徒，佛教的教义认为：淡泊宁静是最高尚的生活理想；智者应做之事是要尽量从本性中根除一切欲念和愿望；真正的财富不是在于多财，而是在于寡欲。另些人的意见则极端相反，他们主张：新的欲念和愿望的发生总是有益的，因为它鼓励人们加大努力。像斯班塞所说的那样，这些人似乎错误地以为生活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工作为了生活。

　　实情似乎是这样：照人类本性的构成来看，除非人有某些艰苦的工作要做，某些困难要克服，否则就会迅速堕落；而且发奋努力对身体和道德的健康也是必要的。生活的富裕有赖于尽可能多的和高尚的才能之发展和活动。在对任何目标——不论这目标是经营的成功，艺术和科学的进步，还是人类状况的改善——的热烈追求中都有强烈的愉快。各种最高尚的建设性工作必然往往在过度紧张时期和在疲惫及停滞时期中交集；但是，以其常人和没有雄心大志（不论是高等还是低等的雄心大志）的人而论，从适中和相当稳定的工作中所获得的适中的收入，对身心和精神的习惯之养成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只有在这些习惯之中才有真正的幸福。

　　在社会上一切等级的人之中，对财富都有某种误用的情况。一般地说，我们虽然可以说，工人阶级的财富每有增加，使人类生活的富裕和高尚随着增大，因为所增加的财富主要是用于满足真正的欲望；但是，即在英国的技术工人之中——

　　在新的国家中恐怕更是如此，以财富作为炫耀手段的有害的欲望已有增长的迹象，这种欲望早已成为各文明国家中小康阶级的主要祸根了。禁止奢侈的法律是无效的；但是，如果社会上道德的情绪能使人免去对个人财富的各种炫耀的话，那就有利了。诚然，从得当的豪华中能得到真正的和可贵的愉快：但是，只在一方面没有个人虚荣和另方面没有别人妒忌的色彩时，这种愉快才会达到最大限度；像集中在公共建筑物、公园、公共收藏的美术品和公共竞赛及娱乐上的愉快，就是这样。只要财富是用来对每个家庭供给生活和文化上的必需品，以及为共同用途的许多高尚形式的娱乐，对财富的追求就是高尚的目的；而这种追求所带来的愉快，就可随着我们用财富所促进的那些高尚活动之增长而加大。

　　一旦有了生活必需品之后，每人就应设法增加他现有的种种东西的美观，而不应增加它们的数量或华丽。家具和衣着的艺术性的改进，训练了制成它们的人的高等才能，而且对使用的人是一种日见增长的幸福之源泉。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寻求较高的美观标准，而把我们增长的资源用来增加家庭用品的复杂性和错综性，则我们就不能由此得到真正的益处和持久的幸福。如果每人购买的东西数量少些而且简单一些，为了真正的美观情愿费点事来选择这些东西，当然要留心得到很好的价值以抵偿他的支出，但他宁愿购买少数由高工资劳动者精工制造的东西，而不愿购买由低工资劳动者粗制滥造的东西，这样，世界就会好得多了。

　　我们已超出本篇应有的范围了；各人花费其收入的方法对于一般福利的影响之研究，是把经济学应用于生活艺术中的一种较为重要的应用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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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帮助人类，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所赠与的物质和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用手的还是用脑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货物，和为了获取通常被算作收入一部分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设备。资本是财富的主要资料，与其将它看作是满足欲望的直接源泉，不如将它看作是生产的一个要素。

　　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私人所有，而其他部分则不是私人所有。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动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组织则有助于知识，它有许多形式，例如单一企业的组织，同一行业中各种企业的组织，相互有关的各种行业的组织，以及对公众保障安全和对许多人提供帮助的国家组织。

　　知识和组织的公有和私有的区别，具有很大的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有形东西的公有和私有的区别更为重要；一部分为了这个理由，有时把组织分开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似乎最为妥当。要到我们研究的很后的阶段，我们才能对组织这个要素加以仔细研究，但在本篇中也必须说到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生产要素只有两个，就是自然与人类。资本与组织是人类在自然的帮助下，在人类预测将来的能力和甘愿为将来作准备的心理之指导下，进行工作的结果。倘使自然和人类的本性和力量是固定不变的话，则财富、知识和组织的成长就随之发生，正如原因产生结果一样。但是，另一方面，人类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QI2环境形成的，而在环境中自然发生很大的作用：因而不论从哪一个观点来看，人类是生产问题的中心，也是消费问题的中心；而且进一步又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称为分配与交换的问题——之中心。

　　人类在数目上，在健康和强壮上，在知识和能力上，以及在性格丰富上的发展，是我们一切研究的目的：但对这个目的，经济学所能研究的不外是贡献一些重要的因素而已。所以，从经济学的广泛方面来看，这种发展的研究如果属于经济学著作的一部分，应当放在最后：不过即使放在最后也是不适当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考虑人类在生产上的直接作用，和决定人类——作为生产者——的效率之各种条件。因此，大体上把关于人类在数目和性格上发展的一些说明，包括在关于生产的一般研究之内作为它的一部分，恐怕是最便利的办法，而且确是最符合英国经济学传统的办法。

　　第二节　边际反效用。工作有时虽然就是它自己的报酬，但在某些假定下，我们可以认为，工作的供给是受对工作所能获得的价格之支配。供给价格。

　　在目前这个阶段中，我们只能略为说明需求与供给的一般关系和消费与生产的一般关系。但是，当效用和价值的研究在我们心目中记忆犹新时，略为说一下价值与反效用或负商品的关系，也未尝无益。为了得到具有价值的货物——这种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因为既是需要的又是不易得到的，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反效用或负商品。现在我们所能说的一切必然是暂时性的；甚至似乎是引起困难而不是解决困难：但在我们面前，能有一个研究范围的轮廓——即使是不充分和不完全的——也有好处。

　　需要是基于获得商品的欲望，而供给主要是决定于克服不愿遭受“负商品”的心理。这种负商品通常可分为两类：劳动和展缓消费所引起的牺牲。这里只要大概说明普通劳动在供给方面所发生的作用就够了。关于经营管理工作和由于积累生产资料所造成的等待而引起的牺牲（有时如此但不总是这样），以后也会加以类似的——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论述。

　　劳动的负商品之发生也许由于身体或精神的疲劳，或是由于在有碍健康的环境中继续劳动，或是由于与不受欢迎的同事一同工作，或是由于占用了娱乐、社会或智力活动所需的时间。但是，不论这种负商品的形态如何，它的强度差不多总是随着劳动的紧张和持续而增大的。

　　当然，有很多努力是为了工作的本身而进行的，例如登山、竞赛以及从事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活动就是如此；但有很多艰难的工作是在使别人获益的欲望之影响下进行的①。

　　但是，以我们使用劳动这个名词而言，大部分劳动的主要动机都是要得到某种物质利益的欲望；这种利益在世界的现状下一般表现为获得一定数额的货币。即使一个人是受雇佣而工作时，他也往往从工作中得到愉快，这是确实的：但是，在做完工作之前他通常感到如此贫乏，以致停工时他就觉得高兴了。也许他失业了一些时候之后，以他直接的舒适而论，他宁愿工作而无报酬，不愿没有工作；不过，恐怕他还是不愿以比正常价格低得多的价格出卖力气，以破坏他的市场，正像一个制造商所做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在另一册书中将加详述。

　　以学术用语来说，这可称为劳动的边际反效用。因为一样商品的数量每有增加，QI2边际效用随之下降；需要每有减少，不光是对这商品的最后部分而且对QI2全部所能得到的价格就随之下跌；同样地，劳动的边际反效用总是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增大。

　　任何已经有了职业的人不愿更加努力的心理，在一般情况下要看关于人类本性的基本原理而定，经济学家必须承认这种原理是最终的事实。像杰文斯所说的那样①，在开始工作前，往往有一些阻力要加以克服。开始工作时往往要作一点令人感到痛苦的努力，但这种令人痛苦的努力逐渐减少到零，而且继之以愉快；这种愉快在短时间是增加的，直至达到某种低的最大限度；然后又减少到零，而且继之以日见增大的疲劳和对休息与变化的渴望。然而，在智力工作方面，愉快和兴奋一旦产生之后，往往不断增大，直到必要时或因为谨慎之故才会停止。每个健康的人都储有一定的精力可以使用出来，但只有经过休息之后精力才能得到恢复；因此；如果他长期地用力多休息少，他的健康就要破产了。雇主往往知道，在有很大的需要时，暂时增加工资会使工人多做工作，但不论报酬多少，工人也不能长久保持做这样多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理由是：超过一定限度的劳动时间每有增加，对休息的需要就随之更为迫切。对工作增加部分的厌恶之所以加大，一部分因为，当留作休息与其他活动的时间减少时，对空间时间的增加部分之喜爱就增大了。

　　由于上述及其他一些限制，无论哪一类工人所作的努力，是随着给他的报酬之增减而增减，这一点大体上是确实的。正像吸引购买者去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所需的价格，称为那个数量在一年成一定的时期中的需要价格一样，对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必需作出的努力所需的价格，可称为在同一时期中对那个数量的供给价格。如果我们暂时假定，生产完全依靠已经存在的和经过训练的一定数目的工人之努力，则我们就可得到一张供给价格表，相当于我们以前考虑过的需要价格表。在理论上，供给价格表在一面的数字栏内表明各种工作量，也就是生产量，而在另一面的数字栏内表明诱使可用的工人供给各种工作量所必须支付的各种价格。①但是，这种研究任何一种工作之供给，并从而研究由这种工作所制成的货物之供给的简单方法，是假定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数是固定的；但这个假定只能在短期内采用。因为人口总数在许多原因的影响下是有变化的。在这些原因中只有一部分是经济原因，而在经济原因中平均劳动收入占有突出的地位；虽然它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是不固定和不规则的。

　　但是，人口在各种行业间的分布，却更加受到经济原因的影响。任何行业的劳动供给毕竟或多或少是密切适应劳动的需要：深谋远虑的父母培养子弟能得到最有利的职业，这就是说，使他们得到劳动在数量和性质上不太剧烈、所需的技能不太难学、而在工资及其他利益上都有最好报酬的职业。

　　然而，劳动的供求之间的适应是决不会这样完美的；需要的变动可使这种报酬暂时——甚至许多年——比刚足以使父母为子弟选择某一行业而不选择同类的其他行业的那种报酬高得多或低得多。所以，任何时间中任何一种工作可得的报酬，虽与学到必需的技能之难易，以及工作本身所包含的强度、乏味、缺少空间等问题的确有一些关系；但这种适应容易受到很大的妨碍。这种妨碍的研究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在我们研究的以后阶段中对这个问题将再详述。但本篇是以叙述为主，并没有提出什么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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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第二章　土地的肥力

第二章　土地的肥力

　　第一节　土地是大自然的赠与，而土地的产物是人类工作的结果，这个概念是不完全正确的，但却含有真理在内。

　　我们通常说生产要素有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凡依靠人类劳动而成为有用的有形之物归入资本一类，不依靠人类劳动而成为有用的有形之物则归入土地一类。这个区别显然是不精确的：因为，砖头不过是略为加工的泥土而已；而久已有人居住的地方之土壤大部分经过人类多次的耕作，其现在的状态实归功于人类劳动。可是，这个区别却包含科学的原理在内。人类没有创造物质的力量，只是把东西变为有用的形态而创造了效用；如果这种效用的需要有了增加，人类所创造的效用在供给上也能增加：这种效用就有了供给价格。

　　但是，还有别的效用，QI2供给是人类不能控制的；这种效用是由自然以固定的数量供给的，因此就没有供给价格。“土地”这个名词已由经济学家加以扩大使用，以包括这种效用的永久源泉在内②，不论它是发生于土地——按照普通使用这个名词的意义——还是发生于海洋与河流、日光与雨水以及风力和瀑布。

　　如果我们研究了什么是土地与我们看作是土地产物的那些有形的东西的区别，我们就可知道，土地的基本属性就是它的广袤性。使用一块土地的权利就是对一定的空间——地面的某一部分——之支配权。地球的面积是固定的：地球上任何一个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几何学的关系也是固定的。人类无法控制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丝毫不受需要的影响，它没有生产费用，也没有能够生产它的供给价格。

　　使用地球上的一定面积，是人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之初步条件；这种使用使他有了他自己活动的场所，享受自然给与这个场所的热和光、空气和雨水，并决定了他与其他东西和其他人的距离，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与其他东西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将会知道，土地的这一特性，虽还没有受到十分重视，但它却是所有经济学的作家对于土地与其他东西不得不加以区别的最后原因。这个特性是经济学中许多最有兴趣和最为困难的问题之基础。

　　地面上某些部分之有助于生产，主要是由于对航海者所提供的服务；某些部分则对开矿者具有主要价值，还有一部分——虽然这种选择是人类而不是自然作出的——对建筑者具有主要价值。但是，说到土地之有生产力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在农业上的用途。

　　第二节　土地肥力之机械的和化学的条件。

　　在农业家看来，一定面积的土地是维持一定数量的植物生命——也许最终是动物生命——的手段。为了这个目的，土壤必须具有某些机械的和化学的性质。

　　以机械的条件而论，土壤必须如此松软，以致植物的细根能在土中自由伸展；但它又必须坚实，足以很好地支撑植物。它不可失之太松，像砂土那样，会使水在土中流得太快，因为这样土壤往往就会干燥，而植物的养料在土中一经形成或是被投入土中，差不多马上就随着水流去了。土壤又不可失之太硬，像坚硬的黏土那样，会使水在土中不能相当自由地延伸。因为，新鲜的水之不断流入土中，以及因水在土中的延伸而不断注入的空气，都是不可缺少的：水和空气把矿物和气体变为植物的养料，否则它们就会变为无用，甚至有毒。新鲜空气、水和霜的作用，是大自然对土地的耕作；即使没有其他帮助，它们也可及时使地面的任何部分相当肥沃，只要它们所形成的土壤能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而不是一经形成马上就被大雨和洪水向下冲掉。但是，对于土壤的这种机械的形成，人类给予很大的帮助。人类耕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自然使土壤能够松软地而又坚实地支持植物根部，并使空气和水能在土中自由地延伸。绿肥使黏性土壤分化而变为松软，对于砂性土壤，绿肥给它一种构造上非常需要的坚实性，并从机械和化学上帮助它保持作为植物养料的物质，否则这种物质就会迅速地从土中流出。

　　以化学的条件而论，土壤必须具有植物需要的、并处于适合它吸收状态的无机成分；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只要花一点劳动就能使土壤发生很大变化。因为，人类只要加进一点正是它需要的东西，就可使不毛之地变为非常肥沃的土壤；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或是使用石灰的许多形态中的某些形态的石灰，或是使用近代化学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人造肥料，也可使不毛之地变为肥沃：人类现在还利用细菌来帮助农业工作。

　　第三节　人类改变土壤性质的力量。

　　靠了所有这些方法，就能把土壤的肥力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靠了充分的劳动，人类能使差不多任何土地生长大量作物。人类能从机械上和化学上使土壤适合于下一次要种植的任何作物。人类也能使作物适应土壤的性质，并使作物互相适应；选择这样一种轮种的方法：每次耕作会使土地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和这样一个季节，以致土地能被容易地耕作成为下一作物的适宜的苗床。人类甚至采用排水的方法，或是混合两种土壤以补充成分不足的方法，就能永远改变土壤的性质。迄今为止，这不过是小规模地进行；白垩和石灰、黏土和泥灰石只是薄薄地撒在田地上；除了园圃和其他得到优待的地方之外，完全新的土壤是很少做成的。但是，大规模地应用建造铁道和其他大的土木工程所用的机械动作，以混合两种具有相反缺点的贫瘠土壤来制造肥沃的土壤，到将来是可能的，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是会实现的。

　　这一切变革到将来可能比过去更为普遍地和彻底地实行。但是，即在现在，古老国家里大部分土壤的性质非常得力于人类的活动；刚好在地面之下的一切土壤，其中有很大的资本因素——人类过去劳动的产物。被李嘉图归入土壤之“固有的”和“不灭的”特性一类中的那些自然的赠与，已经大有改变了；一部分由于人类世世代代的操作而荒瘠，一部分则因而肥沃了。

　　但是，地面上的东西却不相同。自然对每亩土地的地面每年给予热和光、空气和湿气，而人类对于它们却没有什么控制的办法。诚然，人类可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的方法，或是植林，或是森林采伐的方法略为改变气候。但是，大体上，太阳和风雨的活动是由自然每年对每块土地确定的。土地所有权就是每年给予土地以这种活动，并对植物和动物的生活和活动提供了所需要的场所；这场所的价值很受它的地理位置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继续采用土地从自然界所获得的原来或固有的特性，与土地得力于人类活动的人为特性之间的这种普通的区别，只要我们记住以下一点：第一种特性包括所论的地方之空间关系，和自然每年给它的日光、空气和雨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东西是土地固有特性中的主要特性。田地所有权之具有它的特殊意义和地租理论之具有它的特征，主要就是从这些东西中得来的。

　　第四节　在任何情况下，因资本和劳动的增加而增加的报酬，迟早是要递减的。

　　关于任何土壤的肥力由于自然所赋与的固有特性的缘故到怎样程度，和由于人类对土壤所加的改变的缘故到怎样程度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从土地所获得的是哪一种产物，就不能加以充分研究。人力对于促进某些作物的生长所能做的，比对于另些作物大得多。人类最无能为力的是对于长成森林的树木；橡树如果种植得法，地位宽敞，它从人力的帮助中得不到什么好处：要对它使用劳动以获得巨大的收获，是没有办法的。有些肥沃的河边低地具有丰饶的土壤和良好的天然排水之利，那里所长的草差不多也是同样情况；野兽以这种没有人照管的草作为饲料，并且照管这种草几乎与人照管得一样好；英国最肥沃的田地（一英亩付给六镑及六镑以上的地租）中，有很多使得没有人力帮助的土地特性所产生的报酬，差不多与现在从这种田地所得的报酬一样大。其次，就是虽不完全像上述那样肥沃，但仍可作为永久牧场的土地。再次，就是耕地，对这种土地人类并不依赖自然的播种，而是为各种作物准备苗床以适合它的特殊需要，人类自己播种并除去对种子有害的东西。人类所播的种子经过选择，以使这些种子具有迅速成熟和充分发育对人类最为有用部分的性质。这种仔细选种的习惯，虽然不过是近代才有的，即使现在尚不普遍，但是，几千年的不断操作已给与人类以与原始野生植物不大相同的植物了。最后，最得力于人类劳动和照管的那种产物，就是优良品种的水果、鲜花、蔬菜和牲畜，特别是作为改良品种用的那种产物。因为，如果人类不加过问的话，自然就会选择最能照管自己及其产物的那些品种，而人类则选择能最快地大量供给人类最需要的东西的那些品种；在最优良的产物中，有许多如没有人类的照管本身是完全不能生存的。

　　因此，人类在帮助自然种植各种农产物上所起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在各种情况下，人类继续操作，直到资本和劳动之增加所产生的报酬之增加变为递减，再增加资本和劳动不会再增加报酬为止。在这个限度很快达到的地方，人类几乎把一切工作都委之于自然；而在有些地方则对生产出力很大，那是因为人类能够长久工作而不会达到这个限度。因此，我们就要进一步研究报酬递减律了。

　　注意以下一点是重要的：现在我们所研究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是以所获的产物之数量来衡量的，而与同时可能发生的产物在交换价值或价格上的任何变化无关；例如，如果在附近的地方筑成了一条新的铁路，或是一个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而农产品却不易输入时，就会发生这种变化。当我们根据报酬递减律来推论时，尤其是当我们研究人口增加对生活资料的压力时，这种变化就将非常重要了。但是，这种变化与报酬递减律本身并无关系，因为报酬递减律与所得的产物之价值无关，而只是与它的数量有关。

天方夜谈

经济学原理--第三章　土地的肥力（续前）报酬递减的倾向

第三章　土地的肥力（续前）报酬递减的倾向

　　第一节　土地也许耕种不足，因此由于资本和劳动之增加而产生的报酬就会递增，直至达到最大的报酬率为止；达到了最大的报酬率之后，报酬就重新递减了。耕作方法的改良可使较多的资本和劳动能被有利地应用。报酬递减律是关于生产物的数量，而不是关于它的价值。

　　报酬递减律或报酬递减倾向的叙述可暂时说明如下：

　　用于耕种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之增加，一般地使所获的农产物数量之增加在比例上是较低的，除非可巧同时发生农业技术的改良。

　　我们从历史和观察中知道：各时代和各地方的每个农民都希望使用大量土地；当他不能无代价地获得土地时，他如有财产，就会出钱购买土地。倘使他认为，把他所有的资本和劳动都用于一块很小的土地，也可得到与使用大量土地同样良好的结果，则除了这一块很小的土地外，他就不会再出钱去买其他土地了。

　　当不需要开垦的土地能无代价地获得时，每人使用土地的大小，只是他认为会给他的资本和劳动以最大报酬的数量。

　　他的耕作是“广耕”而不是“精耕”。他的目的不在于从一英亩的土地上得到大量谷物，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只要耕种几英亩土地就行了。他的目的是要以花费一定数量的种子和劳动而得到尽可能多的全部收获；所以，只要在粗耕下他能管理，他就在许多英亩的土地上播种。当然，他也许会做得过头：他所耕作的面积也许太大了，以致把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较小的面积反而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能支配较多的资本和劳动，以便对每一英亩的土地多用一些，则土地就会给他以递减的报酬；这就是说，报酬的增加在比例上大于土地对他现在的费用所给与的报酬。但是，如果他的计算是正确的，他正好使用了那么多的土地，使他有最大的报酬；如果他把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较小的面积反要受到损失了。如果他能支配较多的资本和劳动而对现有的土地多用一些，他所得的利益就会小于他耕种较多的土地所能获得的报酬，他就会得到递减的报酬；这就是说，报酬的增加在比例上小于他现在最后使用的资本和劳动所能获得的报酬，当然，这是假定同时在他的农业技术上并无显著的改良。等到他的儿辈长大起来，他们会有较多的资本和劳动用于土地；为了避免获得递减的报酬起见，他们就要耕种较多的土地。但是，也许到那时所有邻近的土地都已有人耕种了，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他们就必须购买土地，或租用土地而付给地租，或迁居到不出代价而能得到土地的地方去。

　　报酬递减的倾向是亚伯兰与罗得分手的原因，也是历史上所说的大多数移民的原因。凡是在极其需要耕种权利的地方，我们可以相信，报酬递减的倾向是充分发挥作用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倾向的缘故，每个农民除了他的一小块土地之外，放弃所有的租地并把他一切的资本和劳动用于这一小块土地，就能节省差不多全部地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用于这一小块土地的一切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与他现在用于这块土地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在比例上是一样多，则他从这一小块土地所获得的产物，就可与他现在从全部田地所获得的产物一样多；那末，除了他保留的一小块土地的地租外，原来付出的地租都可变为他的纯利了。

　　农民的奢望往往使他们耕种的土地超过了他们能够适当管理的数量，这一点是可以承认的：诚然，杨格以后的差不多每一个关于农业的权威学者都对这一错误加以痛斥。但是，当他们告诉农民说，把资本和劳动用于较小的面积是有利的，他们的意思不一定是说，这样就会得到较多的总产物。地租的节省如果能抵过农民从土地所得的全部报酬之可能发生的减少而有余，这一点足以成为他们的论据。倘使一个农民以他的产物的四分之一付作地租，假定他用于每英亩土地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使他所获得的报酬比他从以前的费用所获得的报酬，在比例上至少超过四分之三，那末，他把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较少的土地会是有利的。

　　其次，即在像英国这样进步的国家里，仍有很多土地在耕作上是如此地不熟练，以致如果以现在的资本和劳动的两倍熟练地用于土地，则这些土地所生产的总产物可达两倍以上，这一点也是可以承认的。有些人主张：如果所有的英国农民都像最优秀的农民那样能干、聪明和精力充沛，他们就可有利地使用现在的资本和劳动的两倍，这些人很可能是对的。假定地租占现在产物的四分之一，他们现在所得的产物之每四英担，就会增加到七英担：可以设想，如果采用更加进步的耕作方法，他们就会得到八英担，甚至更多。但是，以现状而论，这一点并不证明多用资本和劳动就能从土地得到递增的报酬。事实是这样的：我们以现在那样的农民和他们实际所有的技能与精力而论，我们普遍观察的结果，觉得即使他们放弃大部分土地，而把一切资本和劳动集中用于剩下的土地，除了这一部分土地的地租外，省下来的地租都归他们自己所有，对他们也没有一条致富的捷径。他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的理由，就是因为有报酬递减律的缘故，如前所说，这种报酬是以它的数量来衡量，而不是以它的交换价值来衡量的。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说明以上在关于报酬递减律的暂时说明中的“一般地”这句话所包含的限制了。报酬递减律是一种倾向的叙述，这种倾向诚然可因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展土壤全力的时作时辍的过程而暂时受到阻碍；但是，倘使对产物的需要无限制地增加，则这种倾向最终必然成为不可抗阻的。我们对这种倾向的叙述可分为以下两部分：

　　尽管农业技术的改良可以提高土地通常对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所提供的报酬率；尽管已经用于任何一块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也许远不足以发展它的全力，以致对这块土地增加费用，即在现有的农业技术下，也可得到超过按照比例的报酬；但是，这种情况在一个古老国家里是罕见的：除了存在这种情况之外，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之增加，使所获得的产物数量的增加在比例上是较低的，除非个别耕作者的技能同时也有提高。第二，不论农业技术的将来发展怎样，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之不断增加，最终必然造成因增加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所能获得的产物增加量之递减。

　　第二节　一剂资本和劳动。边际剂，边际报酬，耕作边际。边际剂不一定是时间上最后的一剂。剩余生产物；它与地租的关系。李嘉图所注意的只限于一个古老国家的情况。

　　如果采用詹姆士·穆勒提出的一个名词，我们可以认为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是由等量的陆续使用的各剂构成的。我们已经知道，最初使用几剂所产生的报酬也许是小的，而以后的许多剂就可产生大于按照比例的报酬；在例外的情况下，陆续使用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甚至会交替地时增时减。但是，根据报酬递减律所说，早迟（总是假定同时在耕作技术上没有变化）总要达到某一点，过了这一点，一切增加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在比例上就会小于以前各剂所产生的报酬。这剂总是指劳动和资本合在一起的一剂，不论它是由独力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自耕农所使用，还是用来代表自己不从事耕作的农业资本家的费用。但是，在后一情况，费用的主体表现为货币形态；在研究与英国情况有关的农业经营的经济时，按照市场价值把劳动折为货币等价物来考虑，只说各剂资本而不说各剂劳动和资本，往往是便利的。

　　刚刚正好抵偿耕作者的费用的一剂，可以称为边际剂，它所产生的报酬可称为边际报酬。如果在近处可巧有已经耕种的土地，但这土地只是刚能抵偿它的费用，而没有剩余作为地租之用，我们就可认为，用于这土地的就是边际剂。这样，我们可以说，用于这土地的这剂，就是用于在耕作边际上的土地，这样讲法具有简明的好处。但是，这一论断并不需要假定存在这样的土地：我们所要注意的只是边际剂所产生的报酬，不论它是用于贫瘠之地还是肥沃之地，都没关系；必要的只是：它应当是能被有利地用于在耕作边际上的土地之最后一剂。

　　当我们说到用于土地的边际或“最后”剂时，我们的意思不是说时间上的最后一剂，而是说在有利的支出的边际上的那一剂，这就是说，使用这一剂刚好使耕作者的资本和劳动获得一般的报酬而没有剩余。以具体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农民想到再一次派些刈草的人到田地里去除草，踌躇一下之后，他决定这是上算的，不过这样做只是上算而已。因此，花在这上面的一剂资本和劳动，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一剂，虽然在以后收割时还要使用很多剂。当然，这最后一剂所产生的报酬，与其他的报酬是分不开的；但是，如果他决定不增加这次刈草，我们相信，生产物中就不会多出这一部分来，因此，我们就把这一部分产物全都作为最后一剂所产生的。

　　用在耕作边际上的这一剂所产生的报酬，既然是仅可抵偿耕作者的费用，那末，他使用各剂的总数所产生的各边际报酬的总和，也仅可抵偿他的全部资本和劳动。他所得的报酬如超过这个数额，这超过的部分就是土地的剩余生产物。如果土地是耕作者自己所有的，则这剩余生产物也归他所有。

　　注意以下一点是重要的：以上关于剩余生产物的性质之叙述，不是地租理论：我们要到很后的阶段才会说到地租理论。这里所能说的只是：这剩余生产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地租，而地租是土地所有者为了使用他的土地能向佃户强行索取的。但是，以后我们将会知道，一个古老国家之田地的完全的地租，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第一是由于自然所创造的土壤的价值；第二是由于人类对土地所作的改良；第三——这往往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由于稠密和富裕的人口之增长，以及公路、铁道等交通之便利。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一个古老国家里，要知道土地在最早耕种之前的原来状态怎样，是不可能的。某些人类工作的结果，不论为好为坏，已经固定于土地之中，而与自然工作的结果无法区别：两者的分界线是模糊的，只能多少是武断地加以划分。但是，为了大多数的目的，最好是把对抗自然的最初的困难，看作是在我们考虑农民的耕作之前已经完全克服了。这样，我们当作是最初使用的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一般是一切报酬中最大的，而报酬递减的倾向立即就表现出来了。我们主要是考虑英国的农业，我们就可像李嘉图那样把英国的农业作为典型的事例。

　　第三节　凡对土地肥力的衡量必然与地点和时间相关。

　　其次，让我们来研究陆续使用的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之递减或递增的比率，是怎样决定的。我们已经知道，对于生产物中的一部分，人类也许看作是人类增加自己的工作，超过了单独由自然所能生产的产物之结果，但在这一部分生产物上，却有很大的差别；这一部分生产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哪些作物、土壤和耕作方法而定。大体说来，从森林到牧地、从牧地到耕地、从犁耕地到锄耕地，这部分生产物是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报酬递减率通常在森林最大，在牧地较小，在耕地更小，而在锄耕地最小的缘故。

　　土地的丰饶或肥沃没有绝对的尺度。即使农业技术上没有变化，仅仅是生产物需要的增加，也可颠倒两块邻近的土地在肥力上的等级。当两块土地都未耕种时，或者都是同样地加以粗耕时，其中一块土地的生产物较少，但当两块地都是同样地精耕时，这一块土地就会超过另一块，而公平地列为较为肥沃的土地。换句话说，有许多土地在仅仅是广耕时，是最不肥沃的，而在精耕时，就变为最肥沃的了。例如，本身能排水的牧地，只要花费很少的资本和劳动，在比例上却可得到较大的报酬，但再投下费用，报酬就迅速递减了：等到人口增加，开垦一部分牧地，采用根菜、谷物和牧草混合耕种的办法，就会逐渐变为有利；因此，增加使用各剂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迅速递减了。

　　有些土地当作牧地用是贫瘠的，但对用于这种土地的耕作和施肥的大量资本和劳动，却能产生多少是丰富的报酬；这种土地对于最初使用的各剂所产生的报酬并不很大，但报酬却是缓慢地递减。

　　再者，有些土地是低湿的。这种土地，像英国东部的沼泽地那样，除了柳条和野禽外，不生产什么东西。或者，像许多热带地区的情况那样，这种土地也许草木繁盛，但瘴气密布，人要在那里生活是困难的，工作就更为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报酬起初是小的，但因排水的进步，报酬就增加了；而此后或许又下降了。

　　但当这种改良已经一旦实现时，投于土壤中的资本就不能移动了；耕种的初期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因增加使用资本和劳动所得的生产物，就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

　　已经种得很好的土地，也会发生类似的、但不像这样显著的变化。例如，土地虽不低湿，也许需要一点排水工作，以排出积水并使新鲜的水和空气能够畅通。或者，下层的土壤也许可巧是比地面的土壤天然地较为肥沃：或是下层的土壤虽不肥沃，但也许刚好具有地面的土壤所缺少的那些特质，因此，彻底的用蒸汽犁深耕的方法，就可永久改变土地的性质。

　　这样，当增加的资本和劳动所产生的报酬开始递减时，我们就不必认为报酬常会不断地递减。生产技术的改良——我们总是这样理解——通常可以提高任何数额的资本和劳动所能产生的报酬；但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说的意思是这样：农民的知识之增进姑且不论，他只使用他早已熟悉的那些方法，在他支配下的资本和劳动如能增加，即使在他耕作的后一阶段，有时他也可获得递增的报酬。②像一条链索的力量是它最弱一环的力量一样，土地的肥力也是为它最缺少的成分所限制，这样说是很对的。那些匆忙的人不要使用一条有一两个环节是很弱的链索，不论其余的环节是怎样坚固：宁愿使用比它细得多、而没有毛病的链索。但是，如果要做繁重的工作，而他们有时间进行修理，他们就会修好那条较大的链索，于是它的力量就会超过另一条链索的力量。这个事实可以用来解释农业史上许多似乎是奇怪的事情。

　　一个新的国家中最初的移民，通常都不要不宜立即耕种的土地。如果天生的植物可巧不是他们所要的那一种，则他们往往对这种植物的茂盛感到厌恶。不论经过细耕会变为怎样肥沃的土地，如果难耕的话，他们也不愿耕种。他们更不去耕种积水很多的土地。他们通常选择容易耕种的土地，这种土地只要用两把犁就能容易地耕作了，然后他们广泛地播种，所以，作物在生长时就可得到丰富的阳光和空气，并可从广阔的面积中吸收养料。

　　当美洲最初为人定居时，许多现在用马力机械做的农业工作，仍用手工去做；现在农民虽然非常喜欢平坦的草原，没有断树和石块，机器能容易操作而没有危险，但那时的农民也不大嫌恶山地。他们的收获在与耕作面积的比例上是小的，但在与种植作物所用的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上却是大的。

　　因此，直到我们知道一些关于耕作者的技能和进取心，和他能动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多寡，并且知道对生产物的需要使他以他现有的资源进行精耕是否是有利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一块土地比另一块土地肥沃。如果对生产物的需要使精耕有利，则给与大量资本和劳动以最大的平均报酬的土地，就是最肥沃的土地；否则，给与最初使用几剂资本和劳动以最好的报酬之土地，就是最肥沃的土地。肥力这个名词，除了与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情况有关外，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限制，这个名词的用法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有时，注意力主要是在于土地对精耕产生充分报酬，和对每亩土地生产很大的全部生产物的力量；而有时则在于土地的生产很大的剩余生产物或地租的力量，虽然它的总生产物是不很大的：例如，按照前一意义来说，英国现在的丰饶的耕地是很肥沃的，而按照后一意义来说，牧地是肥沃的。为了许多目的，这个名词不论理解为哪一种意义，是没有关系的：但在少数情况下确有关系，因此在上下文中必须要有解释的语句。

　　第四节　因为人口压力的增加，贫瘠土地的价值通常比肥沃土地相对地增大。

　　但是，再进一步说，各种土壤的肥力大小之等级，是易于因耕作方法及各种作物的相对价值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当上世纪之末，科克先生说明怎样用先种三叶草的办法，使小麦在轻松的土地上生长良好，因此，轻松土地的价值就比黏性土地相对地增大了；现在，这种土地有时虽然仍照旧习惯称为“瘠”地，但其中有一部分，即使听其自然，也比许多曾经细耕的土地具有较高的价值，而且实在较为肥沃。

　　其次，在中欧对于用作燃料和建筑材料的木材的需要之增加，已经使得有松树的山坡地的价值，比差不多其他各种土地的价值相对地增高。但在英国，由于煤代替了木材作为燃料，铁代替了木材作为造船材料，以及因为英国输入木材特别便利的缘故，山坡地价值的增高就受到阻碍了。又如，稻和黄麻的种植，往往使那种积水太多以致不能生长其他大多数作物的土地具有很高价值。再如，自从谷物条例废除以来，英国的肉类和乳品的价格，比谷物的价格相对地上涨了。如与谷物轮种就可盛产饲料作物的耕地的价值，比冷的黏性土地相对地增大了；永久牧地的价值比耕地相对地大大下降，但因人口的增加，这下降的价值已有一部分回升了。

　　对于普遍种植的作物和耕作方法之适合于特殊土壤的任何变化，姑且不论，也有一种不断的使各种土地的价值趋于均等的倾向。如果没有任何相反的特殊原因，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会使贫瘠地达到肥沃地的价值。一度完全为人忽视的土地，由于投下了很多劳动，就可种植丰饶的作物；它在一年中所吸收的阳光、热和空气，大概与肥沃地一样多：而它的缺点能用劳动加以大大减少。

　　正像土地的肥力没有绝对的标准一样，良好的耕作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例如，海峡群岛的最肥沃地方之最好的耕作，对每英亩土地也要花费极大的资本和劳动：因为这些地方靠近大的市场，而且在气候的没有变化和早熟方面得天独厚。如果听其自然的话，那里的土地就不会非常肥沃，因为，它虽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两个薄弱环节（缺少磷酸和碳酸钾）。但是，一部分依靠它的海岸上丰富海草的帮助，这两个薄弱环节就能加强了，因而这条链索就变为非常坚固。因此，精耕——或是像在英国通常称为“良好的”耕作——会使每英亩土地生产值一百镑的早熟的马铃薯。但是，美洲西部的农民如对每英亩土地也花费同样的支出，就会使他破产了；以他的情况而论，精耕不是良好的，而是不好的耕作。

　　第五节　李嘉图曾说，最肥沃的土地最先耕种；以他说这句话的意思而言，这是对的。但是，他低估了稠密的人口对农业所提供的间接利益。

　　李嘉图对报酬递减律的讲法是不精确的。然而，这种不精确大概不是由于思想的疏忽，而只是由于措辞的疏忽。无论如何，以他写作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论，以及为了他心目中某些实际问题的特殊目的，他都认为报酬递减的情况并不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一点大概已不成问题了。当然，他不会料到有很多的发明，而这些发明准备开辟新的供给源泉，并且依靠自由贸易的帮助，还可以革新英国的农业；但是，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农业史，也许曾经使他特别着重某种变化的可能性。

　　他说过，一个新国家中最初的移民必然选择最肥沃的土地，因为人口的增加，逐渐地就对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也加以耕种了，他这样随便一说，好像土地的肥力有了绝对的标准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在不花代价可以得到土地的地方，各人选择最适合他自己的目的之土地，以及在考虑了一切事情之后会给他的资本和劳动以最好的报酬之土地。所以，他找寻立即能够耕种的土地，而忽略在肥力因素链索上有任何薄弱环节——不论其他环节怎样坚固——的土地。但是，除了必须避免瘴气之外，他必须考虑他与市场和资源基地的交通情况，而在某些情况下，对敌人和野兽的袭击的保障之需要，比其他一切问题更为重要。所以，我们不能期望最初选择的土地，常会成为最后被看作是最肥沃的土地。李嘉图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而受到凯雷和其他人的攻击，这种攻击虽然大部分由于误解了李嘉图的见解，但其中也有一些确实的东西。

　　在新的国家中，会被英国农民看作是贫瘠的土地，有时反而比他认为是肥沃的邻近土地先被耕种，这个事实，不像某些外国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与李嘉图学说的要旨相矛盾的。这个事实的实际重要性是与这样的条件有关：在这种条件下，人口的增长势将造成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之增加；这种重要性使研究兴趣的中心从仅仅是农民生产物的数量移转到它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是以农民邻近的工业人口所提供的与农产物交换的东西来表示的。

　　第六节　续前。

　　李嘉图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从报酬递减律中推出以上这个推论，一般都过于草率；他们没有充分考虑来自组织方面的力量之增大。但事实上，每个农民都因为有了邻人——

　　不论是农民还是镇市居民——而得到帮助。即使大多数邻人都和他一样从事农业，他们也逐渐供给他以良好的道路和其他交通工具：他们并使他有一个市场，在这市场上他能以合理的条件购买他所要的东西，供他自己和家庭用的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以及农业上各种必需的用品。他们使他获得知识：给他以医疗、教育和娱乐的便利；他的胸襟日益开阔了，他的效率在许多方面都提高了。如果附近的市镇扩充为一个大的工业中心，他的利益就更大了。他的一切生产物更值钱了；有些他一向丢掉的东西也可得到善价出售。在牧场经营和园艺经营方面，他得到新的机会，因为生产物的范围渐广，他就采用轮种的方法，使他的土地一直可以利用，而不会丧失土地的肥力所需要的任何一种成分。

　　还有一层，我们以后就会知道，人口的增加势将发展贸易和工业的组织；所以，报酬递减律之适用于花在一个区域的全部资本和劳动，就不像适用于花在一块田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那样明确。即使耕作已经达到了某一阶段，在这阶段之后，用于田地的接连每剂资本和劳动，都会比前一剂产生较少的报酬，但人口的增加也许可能使生活资料有超过比例的增加。诚然，不祥的日子不过是推迟而已：但它确是推迟了。人口的增长，如没有受到其他原因的阻碍，最终必然为获得农产物的困难所阻碍，但是，虽然报酬递减律发生作用，但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在很长时期内，仍可为开辟新的供给范围、铁路和轮船交通的低廉与组织和知识的进步所遏制。

　　与上述相反的，必然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获得新鲜空气和阳光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新鲜的水的困难日见增加。名胜之地的天然美具有不能忽视的直接货币价值；但是，为了实现男女和儿童能游玩各种美丽风景的真正价值，却要作一些努力。

　　第七节　渔场、矿山和建筑用地的报酬规律。

　　如前所述，经济学用语中的土地包括江河与海洋在内。在江河捕鱼方面，增加使用资本和劳动所增加的报酬，表现出急剧的递减。至于在海洋捕鱼方面，则是意见分歧。海洋的容积很大，鱼类非常丰富；有些人认为，人类能从海洋中得到实际上是无限的供给，而不会显著地影响海洋中剩下的鱼类数量；或换句话说，报酬递减律对于海洋捕鱼差不多是不适用的：同时，另些人认为，凡是竭力捕捉、尤其是用蒸汽拖网渔船捕捉的渔场，其生产力是下降的。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将来的世界人口，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将会显著地受到可有的鱼类供给的影响。

　　矿山的生产物——石矿和制砖场也可算在矿山之内——

　　据说也是依照报酬递减律的；但这样讲法是令人误解的。除了只有依靠矿业技术的改良，以及关于地壳含有物的知识之进步，我们才能获得对自然蕴藏的更大的控制能力外，在获得矿产的进一步的供给上，我们会遇到不断增加的困难，这一点是确实的；而且毫无疑问，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对矿山不断使用资本和劳动结果会造成生产物的递减率。不过，这生产物不是像我们在报酬递减律中所说的报酬那样的纯产物。那种报酬是不断循环发生的收入之一部分，而矿山的生产物不过是从它蕴藏的财富中所取出的一部分而已。田地的生产物是土地以外的东西；因为，田地如被适当地耕作，仍然保持它的肥力。但矿山的生产物却是矿山本身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另外一番话来说明。农产物和鱼类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河流，而矿产则好像是天然的蓄水池。蓄水池越接近乾涸，则从池中抽水所花的劳动就越大；但是，如果一个人十天能抽完池中的水，则十个人一天也能抽完：一旦抽完，蓄水池中就不再有水了。所以，今年正在开采的矿山，如在许多年前开采也许同样地容易：如果事先适当地订好计划，并准备好开采工作所需的专门资本和技能，则供十年用的煤，就可在一年中开采出来，而不会增加任何困难；但矿藏一旦开完，它就不能再有出产了。这种区别还可用下一事实来说明：矿山的地租与田地的地租是以不同的原理来计算的。佃农在契约上可以订明归还与原来同样肥沃的土地：但矿山公司则不能这样做；佃农的地租是以一年计算的，而矿山的地租主要是由“租用费”构成的，这种租用费是按照从自然的蕴藏中所取出的物品之比例征收的。

　　另一方面，土地在给人类以空间、阳光和空气方面——

　　有了它们人类可以生活和工作——所提供的服务，确是严格地依照报酬递减律。对于具有位置上的特殊利益——自然的或人为的——的土地所用的资本不断增加，是有利的。建筑物高耸入云；自然的光线和通风就以人为的方法来补充，而且电梯减少了房屋最高层的不便；对于这种支出，方便的报酬有了增加，但它是递减的报酬。建筑用地的地租不论怎样高，最后总要达到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与其再一层一层地造上去，还不如支付较多地租以使用较大的面积来得上算；正像农民知道最后总要达到一个阶段，超过这个阶段，进一步精耕也不能抵偿支出，与其对原有的土地使用更多资本和劳动而得到递减的报酬，还不如支付较多地租以使用较大的土地来得上算一样。由此可知，地皮地租的理论与田地地租的理论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和类似的事实现在就使我们能够简化和发展李嘉图与穆勒所提出的价值理论。

　　建筑用地是如此，其他许多东西也是如此。倘使一个制造商有（比方说）三台刨床，他就不难从它们得到一定数量的作业。如果他要从它们得到更多的作业，他就必须在平常工作时间内努力节省它们的操作时间，一分钟也不浪费，或许还要加班工作。这样，它们一旦被充分利用之后，接连每次对它们用力，都给他以递减的报酬。最后，纯报酬是如此之小，以致他觉得与其硬要他的旧机器做很多工作，还不如购买第四台机起来得上算：正像一个农民已经充分耕种了他的土地，觉得与其硬要现有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生产物，还不如购买更多的土地来得上算一样。诚然，从某些观点来看，从机械所得到的收入多少带有一点地租的性质：在第五篇中再加说明。

　　第八节　报酬递减律和一剂资本和劳动的注释。

　　在这里我们不能充分考虑报酬递减概念的伸缩性；因为，这个概念不过是在投资方面关于资源之经济的分配之大的一般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的细节而已，而这一问题是第五篇的主要论述之中心，实在也是全书大部分的中心。但是，关于这个概念，现在在这里似乎需要略加说明，因为在卡尔教授的有力和有启发性的倡导下，近来对这个概念极为重视。

　　如果一个制造商将他的资本用于机械方面为数过大，以致有很大一部分机械经常空着不用；或者用于建筑物方面为数过大，以致有很大一部分的地方没有充分使用；或者用于雇用职员方面为数过大，以致所用的职员中一定有一部分人的工作抵不过付给他们的工资；因此，在这一方面他的过度的支出，就不像以前的支出那样有利可图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支出对他产生了“递减的报酬”。但是，这个名词这样的用法，虽然极其正确，但除非谨慎使用，否则就容易令人误解。因为，当用于土地的劳动和资本的增加所产生的报酬递减倾向，是被看作任何生产要素，在与其他要素的比例上用得过多时所产生的一般报酬递减倾向的一个特殊的例证时，人们就易于认为，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是能够增加的。这就是说，人们易于否认在一个古老国家中现有的全部可耕土地的固定性这个条件的存在，而这个条件是我们刚才考虑的关于报酬递减律之重要的古典研究之主要基础。即使当个别农民要在靠近他自己田地的地方增加十英亩或五十英亩土地时，除了能出高到令人不敢过问的价格，否则恐怕总不能得到它们。即使从个人观点来看，在这方面土地也是与其他大多数生产要素不同的。这种差别对于个别农民，诚然可看作是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从社会的观点，从以下关于人口各章的观点来看，这种差别却是重要的。让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任何生产部门的每个方面，都要将资财分配于各种支出，而某种分配的办法能比其他任何分配办法产生较好的结果。管理企业的人越能干，他就越接近十分完美的分配；正像管理一个家庭所有的羊毛之原始社会的主妇越能干，她就越接近羊毛在家庭的各种需要之间的理想的分配一样。

　　如果他的营业扩大了，他就要以适当的比例来增大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但不是像有时所说的那样，按照比例来增大。例如，手工操作与机器操作的比例，在一家小的家具厂里也许是适当的，而在一家大的家具厂里，这一比例恐怕就不适当了。如果他对他的资财的分配做到尽可能的适当，他就从他的各种生产资料中得到他的企业所能得到的最大（边际）报酬。如果他使用任何一种生产资料过多，他就从这种生产资料中得到递减的报酬；因为其他生产资料与它不能适当配合。这种递减报酬与农民所得到的递减报酬是相同的，如果农民对土地如此地精耕，以致从土地获得递减的报酬。倘使农民能以与付给原来土地的相同的地租而获得更多的土地，他就会租用更多土地，否则，他就会受到责难，被看作是一个无能的经营者；这就说明了以下的事实：从个别耕作者的观点来看，土地不过是资本的一种形态而已。

　　但是，前代的经济学家说到报酬递减律时，他们不但从个别耕作者的观点，而且从整个国家的观点来研究农业问题。

　　现在，如果整个国家发觉它现有的刨床或耕犁为数过多或是过少，它就能重新分配它的资源。它能增加它所缺少的东西，同时逐步减少过多的东西：但对土地它却不能这样做。它对土地可以更加精耕细作，但却不能获得更多的土地。由于这个理由，前代的经济学家力言以下一点是对的：从社会观点来看，土地的地位与其他人类可以无限制地增加的生产资料的地位，不是完全相同的。

　　毫无疑问，在一个新的国家中，还有大量的肥沃土地未加耕种，因此，现有的全部土地之固定性是不起作用的。美国经济学家说到土地的价值或地租时，往往认为它是随着土地与良好市场的距离而不同的，而不是随着土地的肥力而不同；因为，即使现在，在美国还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未被充分耕作。同样地，他们不大重视下一事实：在像英国那样的国家里，谨慎的农民用于土地的劳动和资本一般所产生的递减报酬，与不谨慎的农民或制造商对数量过多的耕犁或刨床不适当的投资所产生的递减报酬，不是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

　　当报酬递减倾向变为普遍时，报酬易于以价值，而不是以数量来表示，这是确实的。然而，必须承认这一点：用数量来衡量报酬的老方法，往往碰到没有货币衡量的帮助就不能正确解释一剂劳动和资本的困难；而且，这个方法虽有助于广泛的初步衡量，但不能供深入研究之用。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往昔的或远处的土地之生产力都纳入一个共同的标准，即使采用货币衡量的方法也无济于事。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采用概略的、多少是武断的测量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以数字的标准为目的，但仍足供广泛的历史研究之用。我们必须考虑以下这些事实：一剂中的劳动和资本的相对数额有很大不同；资本利息这个项目，通常远不及在农业的进步阶段那样重要，虽然利率在后一阶段一般是低得多了。为了大多数的目的，以具有一定效率的一天的不熟练劳动作为共同标准，大概最为妥当：这样，我们认为一剂是由一定数量的各种劳动，和资本的使用及偿还的一定费用所构成的，而合在一起就等于十天（比如说）这样的劳动之价值；

　　这些因素的相对比例，和以这样的劳动表示的它们个别的价值，是按照每个问题的特殊情况来确定的。

　　对于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劳动和资本所得到的报酬加以比较，也有类似的困难。只要作物属于同一种类，一种报酬的数量就能与另一种报酬的数量比较：但是，如果作物属于不同的种类，则要把它们化为一个共同的价值尺度之后，才能比较。例如，当我们说到土地对某种作物或某种作物轮种，比对另种作物或另种轮种，能使用于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产生较好的报酬时，我们必须理解，这样讲法只是以当时的价格为基础才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整个轮种时期合在一起计算，并假定在轮种之初与轮种之末土地的状况是相同的，一方面计算在整个轮种时期所用的一切资本和劳动，另一方面计算一切作物的总收获。

　　我们必须记住，一剂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在这里不是被当作包括资本本身的价值在内。例如，如果用于田地的资本的一部分是由两岁的牡牛若干头构成的，则一年的劳动和资本所产生的报酬，并不是包括年终这些牡牛的全部重量在内，而只包括这一年内所增加的重量。又如，当我们说到一个农民耕种土地的资本是十镑时，这十镑包括他的田地所有的一切东西的价值在内；但是，一年（比如说）之中用于田地的各剂劳动和资本的总数，并不包括像机械和马达这样的固定资本的全部价值在内，而只包括扣除了利息、折旧和修理费用之后的它们的使用价值，虽然这一总数的确包括像种子这样的流通资本的全部价值在内。

　　以上所述是一般所采用的衡量资本的方法，如果没有相反的意见，这个方法可以看作没有问题了；但是，另一种方法有时更为适当。有时对所用的一切资本说成好像都是一年之初或一年之中所用的流通资本，是便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年终时凡是田地上的东西都是生产物的一部分。这样，幼小的家畜可以当作是一种原料，而经过一定时间将它加工成为肥壮的家畜，以供屠宰。对于农具甚至也可同样处理，年初时农具的价值当作是用于田地的一定数额的流通资本，到年终时就当作一定数额的生产物。这个办法使我们能够避免一再重复使用关于折旧等方面的假定语句，并在许多方面能省去许多话。对于具有抽象性质的一般推论——尤其这种推论是以数学方式来表达时——这个办法往往是最妥当的。

　　在每个人口稠密的国家里，有思想的人都必须研究报酬递减律。正如凯南教授所说，报酬递减律最初是由杜阁加以清楚说明的（见他所著《生存》第420—421页），而它的主要应用则是由李嘉图加以发展的。

天方夜谈

经济学原理--第四章　人口的增长

第四章　人口的增长

　　第一节　人口学说史。

　　财富的生产不过是为了人类的生活，满足人类的欲望，和身体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活动之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是，人类本身就是那种以人类为最终目的之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本章及以下两章对劳动的供给——就是人口在数目上、体力上、知识上和性格上的发展——将作一些研究。

　　在动物和植物界中，动植物的繁殖一方面受个体繁殖其族类的倾向之支配，另方面又受生存竞争的支配，这种竞争使初生之物在达到成熟之前就遭淘汰了。只有在人类之中，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冲突，因其他的影响而变为复杂了。一方面，对将来的顾虑使许多人控制他们的自然冲动：有时这是为了克尽父母之责的目的；有时则是由于卑鄙的动机，例如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就是这样情况。另一方面，社会以宗教的、道德的和法律的制裁，对个人施加压力，以达到有时加速、有时阻碍人口增长的目的。

　　人口增长的研究，往往被说成好像是近代的研究。但是，具有多少是模糊形式的人口研究，早已受到世界上一切时代的有思想的人的注意了。在东方和西方世界中，由立法者、道德家和那些无名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具有远见的智慧已对国民的习惯发生影响——所制订的法规、风俗和礼仪，对于其中的大部分，我们能溯源于人口研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未被承认，有时甚至未被清楚地认识到。在强盛的民族中，和在重大的军事冲突时期，他们力求增加能负荷武器的男子之供给；而在进步的高级阶段，他们谆谆教导对人类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要有很大的尊重；但在进步的低级阶段，他们又鼓励，甚至强迫对老弱的人有时对一部分的女孩，加以残忍的屠杀。

　　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为了保持开拓殖民地的力量，并且因为战争的不断发生，市民人数的增加，是被看作一种公共力量的源泉；舆论鼓励结婚，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由法律加以鼓励：虽然，连那时有思想的人也觉得，如果要减轻父母的责任，相反的行动也许是必要的。在往后的时代里，正像罗雪尔所说的那样，国家应当鼓励人口增长的意见，就时盛时衰了。在英国都铎尔王朝最初两王的统治下，这种意见最为盛行；但在十六世纪期间，这种意见就减弱和改变了；

　　当废除了僧职的独身生活，和国家情况的稳定已对人口给与显著的刺激时，而同时牧羊场的增加，以及工业体系中僧院所建立的那一部分工业的瓦解，都减少了对劳动的有效需求，这种意见就开始衰落了。往后，人口的增长因生活舒适标准的提高而受到遏制，这种提高的效果就是在十八世纪上半期英国人民普遍采用小麦作为主要食物。在那时，甚至还有恐惧，认为人口实在是减少了，以后的研究证明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凯雷和威克斐尔德关于人口稠密的利益之论断，已为潘提预先说出一些了。蔡尔德也说：“凡是可以使一国人口减少的事物，都可以使一国贫穷”，又说：“世界上文明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多少是与人口的多寡成正比的，而不是与土地的肥瘠成正比的③。”在对法国的世界斗争达到顶点时，日益需要越来越多的军队，而制造商也需要更多的人来使用新机械，统治阶级的偏见就非常赞成人口增加。这种意见的流行是如此普遍，以致皮特在1796年宣布，凡是以几个孩子报效国家的人，享有国家补助的权利。在1806年军事紧急中所通过的一项条例，规定凡有嫡出的孩子两人以上的父亲，可以享受免税的权利，但一当拿破仑被安稳地幽禁在圣赫勒拿岛上，这个条例就被废除了。

　　第二节　续前。

　　在整个这一时代里，在那些最认真地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之中，日益感到人口过度增加，不论是否已使国家强大，都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困苦：而且国家的统治者无权以牺牲个人的幸福来扩大国家的。我们已经知道，特别是在法国，宫廷及其随从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奢侈和军事上的光荣而牺牲人民幸福的这种冷酷的自私心，曾经引起了反抗。倘使重农主义者的仁慈的同情心，当时能够克服法国特权阶级的轻浮与苛刻，十八世纪大概就不会以骚乱和流血告终，在英国自由的进程就不会受到阻止，而进步的指针就会比现在向前推进至少一代了。实际上，当时对于魁奈的慎重而有力的抗议，差不多未加注意，他抗议说：“一个人应当志在增加国民收入，而不应求人口的增加，因为，从优厚的收入中所得到的较大的舒适之情况，比人口超过收入而经常处于迫切需要生活资料的情况，是可取的。”

　　亚当·斯密对人口问题说得很少，因为，他著作的时代，确是英国工人阶级最繁荣的时代之一；但他所说的确是明智的、不偏不倚的，而在论调上是现代的。他接受重农学说作为他的根据，而加以这样的修正：他力言生活必需品不是一个固定的和确定的数量，而是随时随地变化的，并且会有更大的变化。但是他却没有充分说明这个暗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使他会预料到重农学说的第二个大限制，到了我们的时代，由于小麦从美洲的中心运到利物浦的运费，比它过去在美国国内的运费还少，这个限制就变为突出了。

　　十八世纪渐渐过去，直到终了，下一世纪开始了；年复一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变得更为凄惨。惊人的一连串的歉收，精疲力尽的战争，以及在工业方法上打破旧日束缚的变化，再加上不妥当的救贫法，就使得工人阶级陷于空前的最大困苦——至少是英国社会史上自有可靠记载以来的最大困苦。尤其是，善意的热心者，主要是在法国的影响下，提倡共产主义的办法，使人们能把抚养孩子的全部责任归之于社会。

　　这样，当募兵的军曹和劳动者的雇主需要会使人口增长的措施时，较有远见的人开始研究民族是否能够避免堕落的问题，如果人口像当时那样长久不断增加的话。在这些研究的人之中，主要的是马尔萨斯，他所著的《人口论》是关于这个问题一切近代理论的起点。

　　第三节　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推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而这三个部分必须区别开来。第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供给。依靠对事实的细心研究，他证明了以下一点：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的民族，都是如此生育繁多，以致如果不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或其他原因——就是疾病、战争、杀婴儿，最后是自愿的节制——的遏制，则人口的增长就会是迅速和继续的。

　　他的第二个论点是关于劳动的需要。像第一部分一样，它也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过是用一类不同的事实来证明。他证明，到他著作的时候为止，没有一个国家（与罗马或威尼斯那样的城市是不同的），在它的领土上人口变为非常稠密之后，而能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丰富供给。自然对人类工作所酬予的生产物，就是它对人口的有效需求：他又证明，到那时为止，已经稠密的人口之迅速增加，还没有引起这种需求的按比例的增加。

　　第三，他得出以下的结论：过去发生的事情，将来也可能发生；人口的增长会受到贫困或某种其他困苦的遏制，除非用自愿的节制来阻止它。所以，他力劝人们采用这种自愿的节制，并且要过道德上纯洁的生活，力戒早婚。

　　他的关于人口供给的论点实质上仍然是有效的，在本章中只有这一部分与我们直接有关。形势的发展使人口学说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关于他的推论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我们已经知道，上一世纪前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对于人口增加对生活资料所发生的压力之倾向，估计过高了；马尔萨斯不能预料到海陆运输使用蒸汽的巨大进步，这不是他的过失，这种进步使现代的英国人能以比较小的费用，得到世界上最肥沃土地的生产物。

　　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这种变化的事实，却使他的论断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在形式上过时了；虽然实质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有效的。的确，除非在十九世纪末所实行的对人口增加的遏制大体上得到增大（在尚未完全变为文明的地方，这种遏制必然要改变形式），否则，盛行于西欧的舒适习惯，要推广于全世界，并维持好几百年，将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于这一点，以后再加详论。

　　第四节　结婚率与人口出生率。

　　一个民族的人口增长，首先决定于自然增加，就是人口出生超过人口死亡之数；第二决定于移民。

　　人口出生数主要是看关于结婚的习惯而定，这种习惯的古代历史之中是充满经验教训的；但这里我们所研究的，不得不限于文明国家的结婚状况。

　　结婚的年龄随着气候而不同。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生育很早开始，也很早停止，而在气候寒冷的地方，生育开始较迟，也较迟停止；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结婚延迟到这个地方的自然结婚年龄以上的时间愈长，人口出生率就愈低；当然，妻子的年龄在这方面比丈夫的年龄重要得多。假定气候没有变化，则平均结婚年龄主要是看年轻人能够自立和按照他们的朋友与相识的人之中所通行的舒适标准以维持家庭的难易而定，所以，平均结婚年龄对于身分不同的人也就不同了。

　　在中等阶级中，一个人的收入在他四十或五十岁之前，很少达到最大限度；抚养孩子的费用很大，而且要持续许多年。

　　技术工人除非升到负责的地位，否则，在二十一岁时他的收入差不多是最大的了，但在二十一岁之前，他却赚得不多：他的孩子在大约十五岁之前，对他可能是很大的负担；除非他将孩子送入工厂做工，使他们在很年幼时就能自己谋生；最后，不熟练的劳动者在十八岁时差不多就赚到最大的工资；同时，他的孩子在很年幼时就开始自己维持生活了。结果，平均结婚年龄在中等阶级中最高，在技术工人中次之，而在不熟练的劳动者之中最低。

　　不熟练的劳动者，如果不是穷到无以为生，以及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原因的抑制，具有在三十年内增加一倍的能力；这就是在六百年中增加一百万倍，在一千二百年中增加一万亿倍，他们表现出来的低于这种能力的增加，即使有也是很少的。所以，可从演绎上推知，不熟练的劳动者之增加，从来没有不加遏制地长时间继续下去。这一推论被一切历史的教训所证实。在中世纪的整个欧洲，甚至在现在欧洲某些地方，未婚的不熟练的劳动者通常住宿在田舍内，或与父母住在一起；而已婚的夫妇通常需要自己住的房屋：当一个乡村能雇用尽可能多的工人时，房屋之数却没有增加，年轻人不得不尽可能地等待了。

　　即使现在，在欧洲许多地方，风俗还具有法律的力量，不许一家中有一个以上的儿子结婚；结婚的儿子通常是长子，但在有些地方是最小的儿子：如果有另外的儿子结婚，他必须离开这个乡村。在旧大陆的旧式乡村里，如果出现了很大的物质繁荣，并消灭了一切极端的贫困，一般就用像这种有害和残忍的风俗来解释。①的确，这种风俗的严酷可由移民的力量来调和；但在中世纪，人们的自由来往为严厉的法规所阻碍。自由的镇市诚然往往鼓励乡村人民的移入；但是，行会的规矩对于要从故乡逃出去的人，在某些方面与封建地主所实行的法规差不多是同样残酷。

　　第五节　续前。

　　在这方面，被雇用的农业劳动者的地位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城市现在对他和他的孩子总是开放的；如果他到新大陆去，他就可能比其他任何种类的移民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土地价值的逐渐上涨，以及土地的日见稀少，在某些盛行自耕农制度的区域里，势将遏制人口的增加，而在这些区域里，创办新的贸易或向外移民的进取心是不大的，父母感觉到他们孩子的社会地位将决定于他们的土地之多寡。他们喜欢人为地限制家庭人数的增多，对待婚姻很像是商业合同，总是设法使他们的儿子与有继承权的女子结婚。佛兰西士.高尔顿曾经指出，英国贵族的家庭虽然一般是很大的，但是，使长子与似乎是生育不多的家族的女继承人结婚的习惯，以及有时劝阻幼子结婚的习惯，已经使得许多贵族的家系断绝了。在法国农民中也有类似的习惯，再加上他们喜欢小家庭，使得他们的人口数差不多没有变化。

　　另一方面，以人口迅速增长的条件而论；似乎没有比新的国家中农业区域的条件更为有利了。土地很多，铁路和轮船运出土地的生产物，运回新式工具以及许多生活舒适品和奢侈品作为交换。所以，“农民”——在美国这是对自耕农的称呼——觉得大家庭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对他的帮助。他和家人过着健康的户外生活，没有东西会遏制人口的增长，而一切都是刺激人口的增长。外来的移民帮助了自然增加；这样，虽然美国大城市的居民中某些阶级的人，据说是不愿有很多孩子，但是，美国的人口在近百年中已增加了十六倍。

　　大体上，以下一点似已得到证明了：人口出生率在富裕的人之中，比在那些为自己和家庭的将来不作过多的准备与过着忙碌生活的人之中，一般是较低的，而且奢侈的生活习惯使生殖力减低了。剧烈的精神紧张恐怕也会使生殖力减低，这就是说，假定父母的固有的体力没有变化，他们对于有一个大家庭的期望，就会因精神紧张的大大增加而减少。当然，那些从事高度智力工作的人，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具有平均以上的体质和神经的力量；高尔顿曾经说明，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论不是不富于生殖力的。但是，他们通常都是晚婚的。

　　第六节　英国人口史。

　　英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比联合王国人口增长的历史更为清楚，对于研究它的主要变动，我们会觉得颇有趣味。

　　在中世纪中，对人口增加的遏制，在英国与在别国是一样的。在英国，也像在别国一样，僧职是无力成家立业的人的避难所；宗教上的独身主义无疑地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口的增长期了一种独立的遏制作用，但就大体而言，独身主义是被看作那些势将遏制人口增加的广泛的自然力量表现出来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被看作一种新的自然力量。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疾病——风土病和传染病——是由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这种习惯在英国比在欧洲南部甚至更坏；农业歉收和交通困难造成了饥荒，虽然这种灾害在英国还不像在别国那样大。

　　乡村生活，像在别国一样，在习惯上是刻板的；年轻人在已婚的夫妇死去，因而在他们自己的教区内有了空缺之前，很难成家立业；因为，在平常的情况下，一个农业劳动者很少会想到迁往另一个教区的。因此，当疫疠、战争或饥荒使人口减少时，总有许多人等着结婚，他们填补了这些空缺；他们也许比平常的新婚夫妇更为年轻和强壮，因而有了较大的家庭。

　　然而，即使农业劳动者，也有向受疫疠、饥荒或战争的破坏较邻近地方严重的区域迁移的。而且，技术工人往往多少是各处流动的，那些从事建筑业、五金业和木材业的人，尤其是如此；虽然，毫无疑问，“漫游年”主要是青年人的事，过了漫游年之后，漫游者就会在他生长的地方住下来了。其次，在乡绅——尤其是在国内几处地方有住宅的大贵族——

　　的家臣方面，似乎有很大的流动。最后，行会的利己的排外性虽然与日俱增，但是，英国的城市，也像别国一样，变成了许多人的避难所——他们在故乡不能获得工作和结婚的好机会。由于这种种情况，呆板的中世纪的经济制度就有了一些伸缩性。由于知识的进步、法律和秩序的建立以及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劳动的需要就逐渐增加，而在某种程度上劳动需要的增加对人口是有利的。

　　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和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央政府尽力以关于居住的法律来阻止国内各地人口的供给与其需要相适应，这种法律规定，任何人如在某一教区居住了四十天，就归该教区管辖，但在这四十天内随时可被强制遣回原来所属的教区。地主与佃农竭力防止外来的人在他们的教区内获得“居住权”，因此就对建造茅屋加以很大的留难，有时甚至将茅屋完全毁坏。因此，英国的农业人口，在到1760年为止的百年之中没有变化；同时，工业还未十分发达，因而不能吸收大量的人口。这时人口增长的缓慢，一部分是由生活水平的提高所造成的，同时一部分也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普通人民大多用小麦代替次等谷物作为食物。

　　自1760年以后，在故乡不能谋生的人，到新的工业区域或矿业区域去找职业没有什么困难，在这些区域里，对工人的需要往往使地方当局不能执行居住条例中遣回原籍的规定。年轻的人自由地到这些区域去，因而那里的人口出生率就变为特别高了，但死亡率也是特别高，其纯结果则是人口相当迅速地增加。在十八世纪之末，当马尔萨斯著作时，救贫法重新开始影响结婚的年龄；但这时却使结婚年龄趋于不适当地早了。连年的饥荒和对法国的战争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的痛苦，使得某种救济措施成为必要；而大量补充海陆军兵员的需要，更使慈悲为怀的人觉得应对大家庭略为增加补助，而实际的结果，使得有许多孩子的父亲往往不必工作而能得到很多好处，如果他没有结婚或只有一个小家庭，即使辛苦工作也不能得到这么多的好处。最会利用这种补助的人，当然是最懒惰和最卑鄙、最没有自尊心和进取心的人。所以，在工业城市中虽有可怕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儿的死亡率，但人数还是增加很快；但在1834年通过新救贫法之前，人的品质即有改进也是很少的。自从那年以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知道——就趋于增大死亡率，但这一点已为节欲、医学知识、卫生和一般清洁的进步所抵消了。向外移民增多了，结婚的年龄略为提高，而且在全部人口中已婚的人所占的比例也略有下降；但是，另一方面，生育对结婚的比率却提高了；结果人口差不多是稳步地日见增长。以下就让我们稍稍详细地研究新近变化的过程。

　　第七节　续前。

　　在十九世纪之初，当工资低小麦贵的时候，工人阶级花于面包的费用通常占到他们收入的一半以上；因此，小麦价格的上涨大大减少了他们之中的结婚数，这就是说，大大减少了在教堂中举行结婚预告的次数。但是，小麦价格的上涨却提高了富裕阶级中许多人的收入，所以往往增加了正式结婚的次数。然而，这些人不过是全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净的结果却是降低了结婚率。但是，时过境迁，麦价跌了，而工资涨了，到了现在，工人阶级花于面包的费用平均还不到他们收入的四分之一；因此，商业繁荣的变动必然对结婚率发生压倒一切的影响。

　　自1873年以来，英国居民的平均实际收入虽然确有增加，但它的增加率却低于前几年，同时物价不断地下跌，因此社会上许多阶级的货币收入就不断地减少。这时，当人们考虑是否能结得起婚的时候，他们不是为货币收入的购买力之变动的细密考虑所支配，而是为他们期望能够得到的货币收入所支配。所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也许比英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代更为迅速：他们的家庭费用如以货币计算大致没有变动，而以物品计算则增加很快。同时，小麦的价格也大大下跌，全国结婚率的显著降低往往随着小麦价格的显著下跌而发生。现在结婚率是根据以下的办法来计算的：每次结婚包括两个人，因此应当以两个人计算。英国的结婚率在1873年是千分之一七点六，到1886年降低到千分之一四点二。1899年又上升到千分之一六点五；1907年是千分之一五点八，但在1908年只有千分之一四点九。

　　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口史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苏格兰低地，高度的教育水平，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与富裕的英国邻居密切接触等因素合在一起，就使迅速增加的人口之平均收入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爱尔兰在1874年马铃薯荒以前，人口的过度增长，以及那年之后的逐步减少，将永远是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

　　比较了各国的习惯之后，我们知道：在中欧和北欧的条顿民族国家中，结婚年龄是迟的，一部分因为男子在壮年初期要服兵役；但在俄国，结婚年龄是很早的；在俄国，至少是在旧政权之下，家庭方面力主儿子尽早娶妻以帮助家务工作，即使儿子必须暂时离开妻子出外谋生，也要早婚。在联合王国和美国没有强制兵役，男子是早婚的。在法国，正与一般的意见相反，男子的早婚不是罕见的；而女子的早婚，除了最盛行早婚的斯拉夫民族各国外，比任何有统计的国家更为常见。

　　结婚率、出生率和死亡率差不多在各国都在降低。但是，在出生率高的地方，一般死亡率也是高的。例如，在斯拉夫民族各国中，两者都是高的，而在北欧，两者都是低的。在澳洲死亡率是低的，而“自然的”增加相当高，虽然出生率是低的而且下降很快。事实上，在1881年至1901年期间，澳洲各州出生率的降低从百分之二十三至三十。

天方夜谈

经济学原理--第五章　人口的健康与强壮

第五章　人口的健康与强壮

　　第一节　健康与强壮的一般条件。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健康与强壮所依靠的种种条件。这些条件是工业效率的基础，而物质财富的生产要看工业效率而定；同时，相反地，物质财富的最大重要性在于下一事实：物质财富如被明智地使用，就可增进人类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健康与强壮。

　　在许多职业中，工业效率，除了身体的活力——这就是筋肉的强壮、健全的体格和奋发有为的习惯——之外，不需要什么其他东西。在估计筋肉力量或其他任何种类的为工业目的的力量时，我们必须考虑这种筋力在一日之中能够用出来的小时数、一年之中的日数和一生之中的年数。有了这种考虑，我们就能测量一个人的筋力了，如果他的筋力是直接用于举重，我们就能以他的工作举起一磅重量所达到的呎数来测量；或换句话说，就是以他所做的工作的“呎磅”数来测量他的筋力。

　　维持大的体力操作的力量，虽然似乎有赖于体力和其他身体的条件，但是，它也依靠意志的力量和性格的坚强。这一类的精力——也许可看作是人的坚强，而与他的身体的强壮不同——是属于道德的，而不是身体的；但是，它仍然依靠神经强健的身体条件。这种人的坚强、这种决心、精力和自制力，简言之，这种“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它在伟大的事业中，伟大的思想中，以及对于真正的宗教情感的能力中表现出来。

　　活力发挥作用有许多形式，因此要对它简单的测量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在不断地估计活力，以为某人比另一人较为“坚强”，较多“优良品质”或是“一个较为强有力的人”。即使从事不同行业的商人，与从事不同研究的学者，也着手估计彼此的力量。如果一种研究要得到“头等”比另一种研究所需要的力量较少，则不久就会为人知道的。

　　第二节　续前。

　　在研究人口增长时，曾经附带地略为说到决定生命长短的各种原因。但是，大体上，它们与决定体力和活力的各种原因是相同的，在本章中我们将再来研究。

　　这些原因中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气候。在温暖的国家里，我们看到早婚和高的出生率，因此就对人类的生命重视不够：这恐怕是大部分高的死亡率的原因，而高的死亡率一般是被归咎于气候的不利于健康。

　　活力一部分要看人种的特性而定：但是，这些特性——

　　就其能被解释的而论——似乎主要是由于气候的缘故。

　　第三节　生活必需品。

　　气候对于决定生活必需品也有很大的作用，生活必需品的第一样就是食物。食物的调制是否适当关系很大；精明的主妇一星期有十先令用于食物，比一星期有二十先令的不精明的主妇，往往更能增进家人的健康和强壮。穷人中婴儿的高度死亡率，大多由于在食物强制上缺乏注意和判断；那些完全缺乏这种母亲的照顾而没有死亡的婴儿，长大之后也往往体质孱弱。

　　除了现在的时代以外，在世界上一切时代中，食物的缺乏曾使人们大批灭亡。即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伦敦，死亡率在谷贵的年份比谷贱的年份高8％。但是，逐渐地，财富增加和交通工具改良的影响，差不多在全世界都感觉到了，即使在像印度那样的国家里，饥荒的惨酷也减轻了；而在欧洲和新大陆已不知道有饥荒了。现在，在英国，食物的缺乏差不多已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食物的缺乏常是身体普遍衰弱的原因，而使身体不能抵抗疾病；也是工业没有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已经知道，维持效率的必需品是随着要做的工作的性质而不同的，但现在我们必须略为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一个人所有的食物供给与他可用的力气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而在体力操作方面尤譬如此。如果工作是间歇的，像有些码头工人的工作那样，则价廉而有营养的谷类食物就够了。

　　但是，对于非常繁重的连续紧张的工作，像炼铁工人和最艰苦的铁路工人的工作所包含的紧张那样，则需要即使在身体疲劳时也能消化和吸收的食物。高级劳动者工作包含很大的神经紧张，他们的食物就更需要具有这种质量，虽然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数量一般是小的。

　　次于食物的生活和劳动的必需品，就是衣着、住屋和燃料。当这些东西缺乏时，精神就变为迟钝，终于体质也受到损害。当衣着非常缺乏时，通常衣服日夜穿在身上；皮肤就会受到污秽东西的侵入。住屋或燃料的缺乏，使人们生活在有害于健康和活力的污浊空气之中；英国人民从煤的便宜之中得到了好处，但即使在冷天也要使房间有良好通风的英国人所特有的习惯，却是这些好处当中很不小的一件。建筑很坏的房屋，排水也不完善，造成了疾病，这些疾病即使较轻，对生命力的削弱也是惊人的；居住的过度拥挤，导致道德的败坏，因而减少人口和降低人们的品质。

　　休息与食物、衣着及其他属于物质的必需品，同样是强壮人口的增长所必需的。各种过度的工作都要减低生命力；同时，忧虑、烦恼和过度的精神紧张，对于损害体质、损伤生殖力和减少民族的活力，都有极大的影响。

　　第四节　希望、自由和变化。

　　其次就是关于活力的三个密切相关的条件，即希望、自由和变化。一切的历史都充满了关于在不同程度上由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一般的和政治的压制与迫害所造成的无效率的记载。

　　在一切时代中，殖民地人民在活力和精力方面易于胜过母国。这是一部分由于土地很多和在他们支配下的必需品价廉的缘故；一部分由于对适合冒险生活的有最坚强性格的人的自然选择的缘故，和一部分由于与人种混合有关的生理原因；但是，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生活上的希望、自由和变化。

　　以上所说的自由是被看作不受外界束缚的自由。但是，由自制力而来的较高的自由，对于最高级的工作甚至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这种自由有赖于生活理想的高尚，而生活理想的高尚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人和宗教的影响，其中幼年时代母亲的影响是最大的。

　　第五节　职业的影响。

　　身体的和精神的健康与强壮受职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本世纪之初，工厂工作的条件对所有的人，尤其是幼童，是不必要地不健康和难受的。但是，·工·厂和·教·育·的·法·令，已把这些弊端中最坏的从工厂中清除出去了，虽然其中许多弊端在家庭工业和较小的工厂中仍然存在。

　　城市居民的工资较高，知识较多，医疗较为便利，这些条件应当使城市中婴儿死亡率比乡村中低得多。但是，它却一般地较高，尤其在许多母亲为了获得货币工资而忽视家务的地方，更是如此。

　　第六节　城市生活的影响。

　　差不多在一切国家中，都是不断地向城市迁移。各大城市，尤其是伦敦，从英国其他一切地方吸收最优良血统的人；

　　最有进取心的人、天才最高的人、有最健全的体格和最坚强性格的人，都到大城市去找寻发展能力的机会。在那些最能干和性格最坚强的人之中，住在郊外的人数日见增加，郊外有优良的排水、供水和灯光设备，还有优良的学校和户外游戏的好机会，这些条件之能增进活力，至少与乡村中所有的条件一样。虽然现在仍有许多城市区域，其有害于生命力比若干年前的大城市只是略为减少，但大体上，人口密度的增大之成为危险的源泉，以目前而论似乎减少了。近来为了向在远离工商业主要中心的地方去居住所提供的种种便利的迅速发展，迟早的确一定会缓慢的。但是，工业向郊外迁移，甚至向新的田园都市迁移，以找寻和招用强壮工人的运动，似乎没有任何缓慢的迹象。

　　统计的平均数之诚然是非常有利于城市的情况，一部分因为在降低活力的城市的影响之中，有许多影响死亡率是不大的；一部分因为向城市移居的人，大多数是年富力强的青年，具有一般人以上的精力和勇气；同时，年轻人的父母住在乡村，当他们有重病时，通常就回到故乡去。

　　公私资金用于以下的用途是最好的：在大都市中设立公园和运动场，与铁路方面订约增加工人列车由工人们开行的次数，帮助工人阶级中那些愿意离开大城市的人成行，并帮助他们与企业一同迁走。

　　第七节　如不加过问则大自然就会淘汰弱者。但很多善意的人类活动遏制强者的增加，并使弱者能够生存。实际的结论。

　　此外，尚有其他值得忧虑的理由。因为，关于斗争和竞争的淘汰的影响，在文明的较早阶段中，使最强壮和最有力的人留下的子孙最多；人类的进步之由于这种影响，比其他任何一个原因为大，但这种影响现已部分消失了。在文明的较后阶段中，上层阶级结婚很迟，因而他们的孩子就比工人阶级少，的确早已成为常规了：但这一点为在工人阶级本身间仍然保持的旧规所弥补；因此，在上层阶级中趋于熄灭的国民活力，就为不断从下面涌出的新生力量的源流所补足。但是，在法国，工人阶级人口中有些较为能干和较有知识的人，早已显出不愿家庭庞大的迹象，近来在美国和英国也有这种迹象；这是一种危险的根源。

　　因此，有以下这样的恐惧，理由就日见增加了：当医学和卫生的进步把身体和精神衰弱的人的孩子，从死亡中救出来的人数不断增加时，最有思想和最富有精力、进取心和自制力的人，却要延迟结婚，并以其他方法来限制他们留下的孩子的人数。这个动机有时是自私的，而苛刻和轻浮的人留下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子孙很少，也许是最好的事。但是，更多的时候它是出于为自己的孩子获得良好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种愿望包括许多不能称为人生目的之最高理想的因素在内，而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一些显然是卑鄙的因素在内；

　　但它毕竟是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为这种愿望所影响的那些人之中，有许多人的孩子大概会列入最优良和最强壮的种族之中。

　　我们必须记住：大家庭中的成员互相教育，他们通常在各方面都比小家庭中的成员聪明、活泼，而且往往较为强壮。

　　无疑地，一部分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具有非常的活力之故，由于同样的理由，轮到他们自己也会有强壮的大家庭。人种的进步，在比初看起来大得多的程度上，归功于几个非常大的和强壮的家庭的子孙。

　　但是，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父母对于一个小家庭，比对一个大家庭往往在许多方面能照顾得较好。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则所生的孩子数的增加，就使婴儿的死亡数也增加；这纯然是一种害处。孩子因缺乏照顾和充分的收入而死亡，这种生育对其母亲是一种无益的紧张，而对家庭中其他的人，则是一种损害。

　　第八节　续前。

　　除以上所说的之外，还有其他应当加以考虑的理由；但是，就本章所论的各点而言，以下的结论表面上似乎是可取的：人们在能有把握给予孩子至少与他们自己所受的同样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的教育之前，不应生养孩子；如果自制力足以使家庭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内，而不违犯道德上的规律，则适当地早婚是最好的事。一般采取这些行动的原则，再加上为城市人口充分供给的新鲜空气和健康的娱乐，则人种的强壮和活力就不会没有增进。现在我们就可有理由相信：如果人种的强壮和活力增进了，则人口的增加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就不会减少人们的平均实际收入。

　　因此，知识的进步，特别是医学的进步，政府在关于保健的一切工作上不断增长的活动和明智，以及物质财富的增加——这些因素都会减少死亡、增进健康和延长寿命。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迅速增加，以及人口中门第较高比较低的人结婚迟和孩子少的倾向，却使生命力降低，并使死亡率上升。如果只是前一类原因发生作用，但加以调节以避免人口过多的危险，则人类大概很快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身心上的优美；但如后一类原因发生作用而不加以遏制的话，则人类就会很快地退化。

　　事实上，这两类原因的作用差不多不相上下，而前一类原因略占优势。当英国的人口差不多与过去一样地迅速增长时，身体上或精神上不健康的人在全部人口中确是没有增加：

　　其余的人的衣食都好得多了，而且，除了人口过于拥挤的工业区域外，他们在强壮上一般也是日见增加的。男女的平均寿命许多年来已经稳步地提高了。

天方夜谈

经济学原理--第六章　工业训练

第六章　工业训练

　　第一节　不熟练的劳动者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对于我们所熟悉的技能，我们往往不当作是技能。单纯的手工技能与一般智慧和活力相比，日见失去重要性。一般能力与专门技能。

　　在研究了支配众多和强壮的人口之增长的原因之后，下一步我们就要考虑发展人口的工业效率所需要的训练。

　　使一个人在某一事业上能获得很大成就之天生的活力，差不多在其他任何事业上一般对他也是有用的。但是也有例外。例如，有些人似乎生来就适合于艺术事业，而不适合于其他工作；有时一个富有实际天才的人，几乎完全缺乏艺术的感受。但是，神经非常强健的种族，在有利的条件下，一般似乎能够在几代之内，发展它所特别重视的差不多任何种类的能力。一个在战争中或在工业的较为简陋的形态中获得活力的种族，有时很快地获得高级的智力和艺术能力；古代和中世纪中差不多每一文学和艺术的新纪元，都是归功于神经非常强健的民族，他们在养成对舒适品和奢侈品的很大的嗜好之前，曾与高尚的思想有过接触。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这种嗜好的成长，使我们不能充分利用我们的大有增加的资源所给与我们的机会，把种族的最高能力用于最高尚的目的。但是，也许当代的知识上的活力，由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看起来比实际所有的为少。因为，在艺术和文学方面，当天才还保持青春的诱人外貌时，往往已有成就；但在近代科学方面，需要如此多的知识才能有所创造，以致一个学者在成名之前，他的精神的奋发就往往失去初有的旺盛；而且他的工作的真正价值，不像一幅画或一首诗的价值那样，常为大家所共知的。同样地，近代管理机器的技术工人的坚实品质，被看得比中世纪手工工人的微不足道的美德还低。这是一部分因为我们易于把我们自己时代中所常见的长处，看作是平凡的；并且易于忽视“不熟练的劳动者”这个名词的意义是不断变更的事实。

　　第二节　续前。

　　非常落后的种族不能长时间地持续进行任何种类的工作；即使我们认为是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中最简单的工作，对于他们也相对地是需要技能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孜孜不倦的精神，只有经过长期的训练，他们才能养成这种精神。但是，在教育普及的地方，即使需要懂得阅读和写作的职业，也可列入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一类。其次，在一向是工业所在地的区域，负责任的习惯，和在处理高价的机械和原料上的谨慎和敏捷的习惯，已成为大家共同的特性了；因此，在管理机械的工作中，有许多据说是完全机械的和不需要技能的，并且不需要值得重视的人类才能。但是，事实上，现在世界的人口中，具有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智力和道德的才能、智慧和自制力的人，恐怕不到十分之一：经过两代切实训练之后而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恐怕不到一半。即在工业人口之中，能够担任许多初看起来好像是完全单调的工作的人，也只有一小部分。例如，机器织布的工作似乎是很简单的，但分为高级和低级的工作，在担任低级工作的那些人之中，大多数都没有织几种颜色的布所需要的那种“本质”。在从事坚固材料、木材、金属或陶器的工业中，这种差别甚至更大。

　　有若干种的手工作业，在某一类动作上需要持久的练习，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很常有的，而且日渐少见了：因为，机械不断地代替这种需要手工技能的工作。对于手指的一般运用自如，是工业效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诚然是对的；

　　但这主要是神经强健和自制力的结果。当然，它是由训练所发展的，但其大部分也许是属于一般的性质，而不是某一特殊职业所特有的；正像一个打棍球的人很快学会打网球那样，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往往能转到别种行业，而效率即使丧失也不会很大和长久的。

　　手工技能是如此地专门以致完全不能从一种职业转用到另一种职业，因而逐步变成生产上越来越不重要的因素了。对艺术感受和艺术创造的才能暂且不论，则我们可以说，一种职业之所以高于另一种职业，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工人之所以比另一个城市或国家的工人富有效率，主要是由于不是为某种职业所特有的一般聪敏和精力上的优越。

　　能一下子记住许多事情，需要什么东西时就准备好什么东西，无论什么事一有差错时行动敏捷并表现出机智，对于所做的工作在细节上发生变化时能迅速适应、坚定和可靠，总是养精蓄锐以便应付紧急之事——这些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民族的特性。这些特性不是某一职业所专有的，而是为一切职业所需要的；倘使它们常不能容易地从一种行业转到其他同类的行业，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们要由对原料的一些知识和对特殊方法的熟悉来补充。

　　因此，我们可用一般能力这个名词来表示在不同程度上作为一切高级工业的共同特性的那种才能以及一般知识和智慧；同时，为个别行业的特殊目的所需要的那种手工技能和对特殊精神及方法的熟悉，则可归入专门能力一类。

　　第三节　普通教育与工业教育。学徒制度。

　　一般能力大都要看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环境而定。在这方面，最早和最有力的影响是母亲的影响。其次是父亲和其他孩子的影响，而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仆人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工人的孩子从他周围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中学到很多东西；当我们研究富裕阶级的孩子比技术工人的孩子，以及技术工人的孩子比不熟练的劳动者的孩子，在开始独立生活时所有的种种利益时，我们就必须较为详细地考虑这些家庭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转而考虑较为一般的学校教育的影响。

　　关于普通教育，我们不需要说什么了；虽然即使普通教育对于工业效率的影响，也比表面上为大。工人阶级的孩子只学习了读书、写字、算术和图画的初步知识之后，往往就不得不失学了，这是确实的；有时且有人认为，花在这些课程上的这一点时间的一部分，还是用于实际工作来得好。但是，在学校中得到的进步之所以重要，除了由于它本身的缘故之外，更多的是因为学校教育所给与的将来进步的能力之故。因为，真正高级的普通教育，使人能在业务上使用最好的才能，并能使用业务本身作为增进教育的一种手段；虽然普通教育与特殊行业的细节无关：那是属于工业教育的范围。

　　第四节　续前。

　　近年来工业教育同样地提高了它的目的。过去工业教育的意义，不外乎是传授一个聪明的人在开始他的工作时很快自己学会的那种手工的技巧和关于机械及方法的初步知识；

　　虽然，如果他事先学会了这种工作，则在开始时他也许能比完全不懂的人多赚几个先令。但是，这样的所谓教育没有发展才能，而是有点妨碍才能的发展。一个青年自己学到了知识，他这样做就已教育了自己；他比一个在这种旧式学校读书的人将来会有较好的进步。然而，工业教育的发展已可纠正它的缺点；其目的在于：第一，使人对两眼和手指能一般的运用自如（虽然已有迹象表明，普通教育正在接管这种工作，而它属于普通教育是适当的）；第二，传授对特殊职业有用的、而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很少适当地学到的工艺技能和知识以及研究的方法。可是，还要记住：自动机械的精密和用途每有进步，就越缩小极其注重手和眼的运用的手工操作的范围；由最好形式的普通教育所训练出来的那些才能的重要性正日见增大。

　　按照英国最好的意见，为高级工业而设的工业教育，应像普通教育那样，不断以发展才能为目的。它应当与完善的普通教育建立在同一的基础上，但应进一步详细订出特殊的学科，以利于特殊的行业。我们的目的应当是把科学训练——在这方面西欧各国已走在我们前面了——加到敢为和顽强的精力与实践的本能中去，如果青年时代不是在工厂中度过，则这种精力和本能是很少旺盛的；我们常要记住：一个青年在管理完善的工厂中，自己从直接的经验所学到的东西，比在工业学校中教师以标准方法所教给他的，对他更为有用，并更能刺激他的智力活动。

　　旧的学徒制度不完全适合近代的情况，已经废除了；但却需要一种代替的制度。在最近几年中，许多最能干的制造商已经开始树立这样一种风气：使他们的子弟在企业中各个部分相继地工作，而这企业是他们的子弟终要管理的；但这种巧妙的教育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任何大的近代工业的部门是如此众多和不同，以致雇主们要像过去那样，保证他们所照顾的每个青年能学会一切，是不可能的；而且一个能力平常的青年会为这种尝试所迷惑。但是，恢复学徒制度而在形式上加以改良，似乎不是不能实行的。

　　工业上重大的划时代的发明，至新近为止，差不多完全是发生在英国的。但是，现在其他各国也参与发明的竞争了。

　　美国人的普通学校的优良，他们生活的丰富多彩，他们之中不同民族的思想交流，以及他们的农业之独有的条件，已经表现出一种顽强的研究精神；同时，工业教育现在也正在极其有力的推进之中。另一方面，在德国的中等阶级，甚至在工人阶级之中，科学知识的普及，加上他们通晓近代语文，以及他们的求学旅行的习惯，使他们在机械学方面能与英美并驾齐驱，而在把化学应用到企业的许多方面，他们是领先的。

　　第五节　续前。

　　的确，有许多种类的工作，能为没有知识的工人所做好，而与有知识的工人所做的同样有效：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优良的教育，即使对于普通工人也予以很大的间接利益。它刺激他的智力活动；使他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使他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时间外它提高他的生活的风格；因此，它是物质财富生产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即使它被看作是为了本身的目的，它也不比物质财富的生产所能助成的任何事情为低劣。

　　然而，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来探求国家从许多人的普通教育和工业教育的改良上所得到的直接经济利益的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我们要重视原来属于工人阶级的那些人，但更要重视出身低微而升到高级熟练的技术工人、成为工头或雇主、扩大科学的范围、或者可能在艺术和文学上增加国家财富的那些人。

　　支配天才诞生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工人阶级的孩子之具有最高级的天赋的才能所占的百分比，恐怕没有在社会上已经获得或承袭高位的人的孩子之具有这种才能所占的百分比那样大。但是，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四五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他们；而其中一大部分因为缺少机会而未获得结果。对于可巧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

　　有助于物质财富之迅速增加的变化，无过于我们的学校的改良，尤其是中等学校的改良，如果这种改良能与普遍的奖学金制度相结合的话；这种制度使工人的聪明的儿子能逐步升学，直到他受到当代所能给与的最好的理论和实际的教育为止。

　　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和近代苏格兰的成就，大部分可归功于工人阶级的孩子的才能。即在英国内部，也可得到同类的教训：在英国进步最快的地方，就是工业领导者是工人的子弟所占比重最大的地方。例如，在工业时代之初，社会地位的悬殊，在英国南部比北部更为显著和更为牢固。在英国南部，有一种略似世袭社会阶级的精神，使工人及其子弟不能升到领导地位；而古老的家庭缺乏只是天赋的、而不是社会利益所能供给的那种灵活和清新的精神。这种世袭社会阶级的精神，与工业领导者之中缺乏新的血液互相支持；英国南部城市的衰落，以活人所能记忆的而论，有不少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这个原因。

　　第六节　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与艰苦思考的教育之地位稍有不同：因为后者常使性格坚强，而前者往往做不到这一点。然而，人们的美术才能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并成为工业效率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差不多完全是取决于眼光的美术学科。因为，文学和音乐虽与这种学科同样有助于生活的美满，并有过之，但是，它们的发展却不直接影响、也不依靠经营的方法、制造的方法和技术工人的技能。

　　中世纪欧洲的和现在东方各国的技术工人，素以富有创造力见称于世，实在恐怕不如所传之甚。例如，东方的地毯充满了宏伟的想像：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任何一地的美术品的许多样品——也许是从几个世纪前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我们往往发现，在它们的基本概念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但是，在有种种迅速变化——有些是由风尚所造成的，有些是由工业和社会进步的有利运动所造成的——的近代，每个人都可自由创造新的局面，各人大体上必须依靠他自己的才力；因为没有缓慢成熟的公众的批评来指导他。

　　然而，这不是我们时代中的美术设计所受到的唯一的或主要的不利。没有好的理由使我们相信：中世纪的普通工人的孩子，比现在普通的乡村木匠或铁匠的孩子具有较大的美术创造力；但是，如果那时一万人中可巧有一个人是天才，则在他的作品中天才就表现出来，而为行会及其他方面的竞争所鼓励。但是，近代的技术工人易于从事机械的管理；虽然他所发展的各种才能，比他的中世纪的前辈的审美力和想像力会更为坚实，毕竟会更为有助于人类的最大进步，但这些才能却不直接有助于美术的进步。倘使他觉得自己比他的同事具有较高的能力，他恐怕会力图在工会或其他组织的管理上取得领导的地位，或者集中小量资本，从他所学的那个行业中发展起来。这些都不是卑鄙的目的；但是，如果他仍干他的本行，而努力创造不朽的美术作品，则他的志向也许会更为高尚，对世界会更为有利。

　　但是，必须承认：他要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困难。现在我们所容许的装饰方法的变化在时间上是短暂的，时间短暂的害处与这种变化遍于世界面积的广阔不相上下；因为，这样就迫使设计师一直注意美术品的供给和需要在世界上的变动，他的草率和匆促的努力就更为分散了。这是一种对于以自己的双手操作的技术工人不甚适合的工作；因此，现在普通的技术工人觉得最好跟在后面而不领先。即使里昂的织工的卓越技能，现在也表现为差不多完全是继承精致的手工的能力和色彩的优秀的感觉力，因而使他能完美地实现专门的设计师的理想。

　　财富的增长使人们能购买各种物品以适合嗜好，而对于这些物品是否耐用却看作次要的事；所以，在各种衣着和家具上，东西的销售决定于式样，越来越风行了。已故威廉摩里斯和其他人的影响，加上许多英国的设计师从东方——

　　特别是波斯和印度的研究色彩的好手——所获得的指导，使法国人自己承认，某些种类的英国织物和装饰品已达到第一流了。但在其他方面，法国还是首屈一指的。据说，有些在世界上保持自己地位的英国制造商，如果还是依靠英国的式样，就要被赶出市场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巴黎在时尚方面居于领导地位，这是它对妇女服装一向具有敏锐而细致的审美力的结果。巴黎的设计会与即将到来的时尚相合，而比来自其他地方的具有同等真实价值的设计有较好的销路。

　　因此，工业教育虽不能直接大大增加美术上天才的供给，比它在科学和企业方面所能增加的更多，但它却能使许多天生的美术天才不改变为无用；因为旧式的手工业所实行的训练，决不能大规模地恢复，工业教育的这种目的就更为需要了。

　　第七节　教育作为国家的投资。

　　因此，我们可得出以下的结论：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单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因为，像白塞麦的主要发明那样的一种新思想之能增加英国的生产力，等于十万人的劳动那样多。医学上的发明——像吉纳或巴士特的发明那样——能增进我们的健康和工作能力，以及像数学上或生物学上的科学研究工作，即使也许要经过许多代以后才能显出增大物资福利的功效，它们对生产所给予的帮助，虽没有前者那样直接，但重要性是一样的。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

　　经济学家对于实际问题中具有直接关心的，无过于关于在国家与父母之间应当怎样分配儿童教育费用的原理的问题了。但是，不论父母负担多少费用，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决定父母负担这种费用一部分的力量和意志的各种条件。

　　大多数父母极愿以他们自己的父母对待他们的，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发现邻人中可巧有标准较高的，则他们对待孩子也许甚至更好一点。但是，要父母对待孩子比这再进一步，则除了无私的道德品质和热烈的情感——这两点也许不是罕见的——之外，还需要某种精神上的习惯——这一点还不是很普通的。它要有清楚地预料未来和把遥远的事件看作像与眼前的事件差不多有同样重要性（就是以低的利率对未来加以折扣）的习惯；这种习惯是文明的主要产物，也是文明的主要原因，除了在较为文明的国家的中等和上层阶级中之外，它是很少得到发展的。

　　第八节　流动性在职业的等级之间和等级之内日见增大。

　　父母通常培养自己的孩子，使他们从事自己等级的职业，所以，在一代中任何等级的劳动者的全部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为前一代中该等级中的人数所决定，但在该等级本身之内，却有较大的流动性。如果该等级内任何一种职业的利益超过平均的利益，则青年人就从同等级内其他职业迅速转入这一职业。从一个等级到另一等级的垂直的流动，不是很迅速的或大规模的；但是，当一个等级的利益比它所需的工作上的困难相对地增加时，则青年和成年的劳动者很多就会三三两两地开始流入这一等级；虽然流入的人数也许是不很多的，但合起来人数就多了，不久足以满足这个等级的劳动者之增长的需要。

　　我们要到以后的阶段才对以下两点加以较为详细的研究：第一，任何地点和时间的各种条件对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所加的障碍；第二，这些条件对任何人所提供的引诱以改变他的职业或培养妻子从事与他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以我们已经知道的而论，足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则由劳动所得的收入之增加，提高劳动的增长率；或换句话说，劳动的需要价格的上涨，增加劳动的供给。假定知识的情况，伦理的、社会的和家庭的习惯的情况固定不变，则全体人民的活力——即使不是他们的人数——和特别是任何行业的人数和活力，在以下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供给价格：

　　需要价格的某种水平使上述的人数和活力保持不变；需要价格较高会使它们增加；需要价格较低会使它们减少。因此，经济原因在支配整个人口的增长和任何特殊等级内劳动的供给上就发生作用了。但是，经济原因对于整个人口多寡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是通过生活上伦理的、社会的和家庭的习惯而发生的。因为，这些习惯本身受经济原因的影响虽然很慢，但是很深，而在方式上有些是难以探索的，而且是不可能预测的。

天方夜谈

经济学原理--第七章　财富的增长

第七章　财富的增长

　　第一节　在近代之前没有使用什么高价形态的辅助资本；但现在它正迅速增加，积累的能力也迅速增加。

　　在本章中，不需要区别把财富看作是消费对象的观点与把它看作是生产要素的观点；我们只是研究财富的增长，并不需要注重财富作为资本的各种用途。

　　财富的最早的形态，恐怕是渔猎的工具和个人装饰品；而在气候寒冷的国家中，则为衣着和茅屋。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开始养驯动物；但是，最初动物之为人所爱护，恐怕主要是为了动物本身的缘故，因为它们形状美丽，养驯它们是愉快的事；像个人装饰品一样，动物之为人所要获得，并不是为了准备应付将来的需要，而是因为占有它们可得到直接的满足。逐渐地，成群的养驯的动物增多了；而在畜牧时代中，动物既成为它们的所有者得到愉快和引以为豪的东西，又成为社会地位的表面象征，以及作为准备应付将来的需要而积累的财富之最重要的储备。

　　因为人口渐密，人们定居下来从事农业，耕地就在财富的目录中占了第一位；而在土地的价值中，由于各种改良（其中井占有显著的地位）而得到的那一部分价值，变为狭义的资本之主要因素。属于次要的是：房屋、家畜，而在有些地方是小舟和船只；但是，生产工具——不论是供农业还是家庭工业之用——在长时间内一直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在有些地方，各种宝石和贵金属早已成为欲望的主要对象和公认的储藏财富的手段；同时，帝王的宫殿固不必说，即在许多比较幼稚的文明阶段中的社会财富，大部分表现为公共建筑物——主要是供宗教之用、道路和桥梁、运河和灌溉工程的形态。

　　上述这些东西之为积累的财富之主要形态，已有几千年了。在城市中，房屋和家具诚然是占第一位，高价原料的储备也非常重要；但是，城市居民每人所有的财富，虽然往往比乡村居民为多，但城市居民的全部人数不多，因而他们的财富总额比乡村的财富总额少得多了。在整个这时代中，唯一的使用高价工具的行业，是海上运输业；织工的织机、农民的耕犁、铁匠的铁砧都是构造简单的东西，与商人的船只相比差不多是无足轻重的。但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开始了使用高价工具的时代。

　　英国农民的工具的价值在长时间中上涨很慢；但到十八世纪进步得到加快了。不久，首先利用水力，然后利用蒸汽力，使生产部门相继地以高价的机械迅速代替廉价的手工用具。正如以往最高价的工具是船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是供航行和灌溉用的运河一样，现在最高价的工具也是一般的交通工具——铁路和电车、运河、码头和船舶、电报和电话系统以及自来水厂：即使煤气厂差不多也可归入这类，因为它的设备大部分是用于分配煤气的。其次为矿山、铁厂和化工厂、造船厂、印刷厂以及其他有很多高价机械的大工厂。

　　不论我们看哪一方面，我们都觉得：知识的进步和普及不断地导致新方法和新机械的采用，如果在人类努力尚未达到最终目的以前很长时间内花费一番努力的话，则这种新方法和新机械就可节省人力。要正确衡量这种进步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古代是没有与许多近代工业相同的工业的。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产品的一般性质没有改变的四种大产业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它们是农业、建筑业、织布业和运输业。在前两种产业之中，手工操作仍占重要地位：但即在它们之中，高价的机械也有很大发展。例如，可把即使现在的印度农民的简陋工具与进步的苏格兰低地的农民的设备比较一下；

　　并可考虑一下近代建筑业者的制砖机、制灰泥机、锯木机、刨木机、嵌线机、凿孔机以及蒸汽起重机和电灯。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纺织业，或者至少是制造较为简单产品的纺织业的情况，我们看到过去每个工人对工具是感到满意的，这些工具的成本不过相当于他的几个月的劳动，而在近代，单是工厂设备所占的资本，以雇用的每个男工、女工和童工来估计，各占二百镑以上，即相当于每人五年的劳动。又如一条汽船的成本，也许相当于驾驶这船的那些人的十五年或更多的劳动；

　　同时，投于英国和威尔士的铁路之资本约为十万万镑，相当于铁路所雇用的三十万工资劳动者二十年以上的工作。

　　第二节　续前。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常发展新的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较为高价的新方法。进步的速度有时是缓慢的，而且偶尔甚至也有很大的退步；但是，现在我们正以一年比一年迅速的快步前进；我们无法推测将在何处停下来。在各方面，进一步的机会一定会发生的，这些机会都会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工业的生活之性质，使我们能利用巨额储存的资本来提供新的满足，并将它用于预料遥远的欲望来提供节省人力的新方法。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使人相信：我们已接近静止的状态，在这状态下，不会有新的重要欲望要得到满足，把现在的努力有利地投于防备将来不会再有机会了，而且财富的积累也不再会有任何报酬了。人类的全部历史表明，人的欲望是随着他的财富和知识的增长而扩大的。

　　随着投资机会的增多，生产物超过生活必需品的剩余也不断增加，这种剩余产生了储蓄的能力。当生产技术落后时，剩余是很少的，只是在强大的统治民族以最低的生活必需品迫使臣服的民族艰苦工作的地方，以及在气候温和因而生活必需品很少并且容易获得的地方，才有例外。但是，在生产技术方面，以及在为了帮助和支援将来生产的劳动而积累的资本方面每有增进，就会增加剩余，从这剩余中就能积累较多的财富。不久，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甚至在寒冷的地方，文明就成为可能了；而物质财富的增加，在不折磨工人因而也没有破坏它所依靠的基础之条件下，也成为可能了。这样，财富和知识就一步一步地增长了，而储蓄财富和普及知识的力量也随着一步一步地增大。

　　第三节　续前。

　　清楚地预想将来和防备将来的习惯，在人类历史的过程中发展得很慢而且时作时辍。旅行家告诉我们，如果有些部落只要预先应用一点他们的力量和知识所能及的手段，例如，将他们的小菜园围起篱笆以防野兽的侵入，他们就可使他们的资源和享乐倍增，而不必增加他们的全部劳动。

　　但是，即使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如与现在我们自己国家中所见到的某些阶级的浪费相比，恐怕是不足为奇的。人们时而一星期赚两三镑，时而濒于饥饿，这种情况不是罕见的：当他们有职业时，一先令对于他们的效用，比他们失业时一便士的效用还小，但他们从不打算作万一之备。在相反的极端方面，就是守财奴，其中有些人的爱财近于疯狂的地步；另一方面，即在自耕农和其他某些阶级中，我们也常看到有些人是如此节省，连必需品也省掉了，以致损害他们将来工作的能力。这样，他们就处处吃亏：他们从未真正享受生活的乐趣；同时，他们从他们所储存的财富所得到的收入，比从他们的赚钱能力的增加所能得到的收入还少，如果他们把以物质形态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之于他们自己身上，则他们从赚钱能力的增加所得到的收入恐怕会较多的。

　　在印度，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确节制目前的享乐，以极大的自我牺牲节省了巨额款项，但却把他们的全部的储蓄都用于婚丧的奢费的排场上，在爱尔兰也有这样的人，不过在程度上不及印度。他们只是为不久的将来作间歇的准备，而对遥远的将来，却不作任何永久的准备：巨大的公共工程使他们的生产资源有很大的增加，但这些工程主要是由克己力差得多的英国人的资本来举办的。

　　这样，支配财富积累的各种原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中也大不相同。在任何两个民族之中，这些原因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即在同一民族的任何两个社会阶级中，恐怕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很有赖于社会和宗教的制裁；当风俗的约束力稍有松懈时，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怎样会使得在相同条件下长大的邻人，在他们的奢侈或节俭的习惯方面各不相同，比在差不多其他任何方面的不同更为普遍和更为常见，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四节　保障是储蓄的一个条件。

　　往代的不事节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保障的缘故，因为那些为将来作准备的人是要享有保障的：只有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才有力量保持他们所积蓄的东西；勤劳和克己的农民积蓄了一点财富，却眼看它被强有力者夺去，这种情况对他的邻人不断提出警告，叫他们在能享受时就享受快乐和安逸。在英国和苏格兰的边境，只要抢劫一天不停止，就不会有什么进步：在十八世纪中法国农民的储蓄是很少的，当时他们只有被人看作贫穷，才能逃避税吏的强取豪夺，爱尔兰许多田地的佃户们，即在四十年前，为了避免地主对地租的过高要求，也不得不照样行事。

　　这种没有保障在文明世界差不多已成过去了。但是，在英国，我们仍然受到救贫法的影响之害，救贫法盛行于上一世纪之初，为工人阶级带来了一种新形式的危险。因为，它规定：工人阶级的工资的一部分，要以贫穷救济金的方式拿出来；而这种救济金在他们之中的分配，是与他们勤劳、节俭和远见成反比例的，因此许多人认为，为将来作准备是愚蠢的事。由这种有害的经验所养成的传统和本能，即到现在，仍是对于工人阶级的进步之一大障碍；而且，至少名义上作为现在的救贫法的基础之原理，即国家只考虑贫穷而完全不考虑功绩，也发生同样的作用，虽然力量较小。

　　这种没有保障也正在减少：国家和私人对贫民的义务的开明观点之发展，足使以下一点日益明确：自力更生和努力为自己的将来作准备的人，比懒惰和不动脑筋的人，将得到社会的较好照顾。但是，这方面的进步仍是缓慢的，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第五节　货币经济的发展给与奢费以新的诱惑；但它使没有经营能力的人能得到储蓄的好处。

　　货币经济与近代经营习惯的发展，的确因对于爱过奢侈生活的人产生新的诱惑，而妨碍了财富的积累。在古代，一个人如果要住一所好的房屋，他必须自己动手建造；而现在出租的好房子很多，只要付房租就能租到。从前他要喝好的啤酒，他要有好的酿造场，而现在他能买到比自己酿造的更好和更廉的啤酒。现在，他能向图书馆借阅书籍，而不必自己购买；在他准备购买家具之前，他也能以家具布置他的房屋。这样，近代的买卖制度、借贷制度以及新欲望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引起新的奢费，并将现在的利益置于将来的利益之上。

　　但是，另一方面，货币经济增加了用途的多样化，在这些用途之间，一个人能够分配他的将来的支出。在原始社会状态下，一个人储存了一些东西以备将来的需要，他也许觉得他对他所储存的那些东西的需要，毕竟没有像对他所没有储存的东西那样大：有许多未来的欲望，是不可能以储存货物来直接满足的。但是，如果他积蓄了资本，并从资本中获得货币收入，他却能需要什么就购买什么。

　　其次，近代的经营方法，带来了安全投资的机会，使得没有好机会从事任何经营——甚至没有经营农业的机会，在农业中土地在某些条件下具有一个可靠的储蓄银行的作用——的人也能获得收入。这些新的机会已使有些人积蓄若干东西以供老年之用，如果没有这些机会，他们恐怕不会这样做的。财富的增长还有一个比这大得多的结果，就是它使一个人准备死后供给妻子儿女以可靠的收入容易得多了：因为，家庭情感毕竟是储蓄的主要动机。

　　第六节　家庭情感是储蓄的主要动机。

　　的确有一些人看见他们所积蓄的财富在自己手下增多而感到强烈的愉快，但差不多没有想到由他们自己或别人从财富的使用中所能得到的幸福。他们之所以如此，一部分是由于追求的本能、胜过竞争者的愿望以及表现获得财富的能力和因富有而取得势力与社会地位的雄心。有时，在他们真正需要货币时所发生的习惯的力量，由于一种反射作用，在为积聚财富而积聚财富方面，使他们有一种人为的和不合理的愉快。但是，如果不是为了家庭情感，现在许多艰苦工作和小心储蓄的人，只要能获得供他们自己生活之用的舒适的年金，就不会更努力了；他们或是向保险公司购买年金，或是安排好他们退职后每年花费他们的资本和其他一切收入的一部分。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身后就一无所有了：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只留下从他们所希望的高寿中因早死而多余的那一部分储蓄。人们工作和储蓄主要是为了他们的家庭，可由以下的事实来证明：在他们退职之后，他们的费用很少超过从他们的储蓄中所得的收入，而宁愿把他们的储存的财富原封不动地留给他们的家庭；单单在英国，每年就有二千万镑以保险单的形式储蓄起来，而且只有在储蓄的人死后才能动用。

　　最能刺激一个人的精力和进取心的，无过于在生活中提高地位的希望，以及使他家里的人从比他创业时为高的社会地位开始的希望。这种希望甚至给他以一种压倒一切的热情，而这种热情使他对求得安逸和一切普通的愉快的愿望都毫不足道了，有时甚至破坏了他内在的优美感觉和高尚憧憬。但是，像现代美国的财富之惊人的增长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希望使他成为一个有力的生产者和财富积累者；的确，如果他不是急于攫取财富所能给他的社会地位，则他的雄心就会使他走上巨大的奢费之途，正像不顾将来和放纵自己的脾气所能引起的那样。

　　以下这种人才会有最大的储蓄：他们出身清寒，长大后从事苛刻而艰苦的工作，他们虽在企业上获得成就，但仍保持朴素的习惯，他们对挥霍加以鄙视，并抱有死后他们会比为人所预料的更为富有的希望。这种性格在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国家中较为闲静的地方是常见的，而受到重大的对法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重税的压迫之后，历时一代以上，在英国乡村区域的中等阶级之中，这种性格也是很普遍的。

　　第七节　积累的源泉。公共积累。合作事业。

　　其次是关于积累的源泉。储蓄的能力要看收入超过必需的支出的部分而定；在富人之中，这个部分是最大的。在英国，大部分的巨额收入主要是从资本中得到的，但小额收入中只有一小部分主要是从资本中得到的。在本世纪之初，英国的商人阶级具有比乡村绅士或工人阶级都多得多的储蓄习惯。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使得上一代的经济学家把储蓄看作差不多完全是从资本的利润中得来的。

　　但是，即在近代英国，地租与自由职业者及雇佣劳动者的收入，都是积累的一个重要源泉：而在一切初期文明阶段中，它们是积累的主要源泉。而且，中等阶级，尤其是自由职业阶级，为了把资本投于他们孩子的教育，自己总是非常刻苦；同时，工人阶级的工资的大部分，是用于他们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强壮。以往的经济学家太不考虑下一事实：人类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与他们相反，我们可得出以下的结论：财富分配上的任何变化，只要是给工资劳动者多些，给资本家少些，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就会加速物质生产的增大，而不会显著地延迟物质财富的储存。当然，如果这种变化是以暴力的手段来实行，而使公共安全发生动摇，则其他情况就不会没有变化了。但是，对物质财富积累的轻微和暂时的遏制，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如果这种遏制是平静地实行而没有引起骚扰，并对大多数人提供较好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效率，在他们内心养成自尊的习惯，以便在下一代产生效率高得多的生产者。如果这样，这种遏制比大量增加我们现有的工厂和蒸汽机，毕竟更能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

　　财富分配得很好和有高尚志向的民族，就会积累巨额的公共财产；有些富裕的民主政体单以这种形式所作的储蓄，构成了我们自己的时代从前代所继承的最好的财产之大部分。

　　各种形式的合作运动的发展，建筑协会、友谊会、职工会、工人储蓄银行等等的发展，都表明了以下一点：即以物质财富的直接积累而论，国家的资源用于支付工资也不是完全损失的，像过去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

　　第八节　现在的满足与延缓的满足之间的选择。财富的积累一般含有满足的某种等待或延期之意。利息是它的报酬。

　　在研究了储蓄方法和财富积累的发展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现在的满足与延缓的满足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上去，在以前研究需求时，我们是从另一观点开始这种分析的。

　　在研究需求时我们知道：任何人如存有可作几种用途的商品，他就力图把它分配于一切用途以使他得到最大的满足。

　　如果他认为把这商品的一部分从一种用途转到另一种用途，而能得到更大的满足，他就会这样做。所以，如果他所作的分配是适当的，他就停止在把这商品用于各种不同用途的某一点，在这一点上刚好使他从把这商品用于各种不同用途上得到多寡相同的好处（换句话说，就是他把这商品分配于各种不同用途，使它在每种用途上都有同一的边际效用）。

　　我们并且知道：不论一切用途都是现在的，还是有些是现在的，有些是延缓的，上述原理都同样有效；但在后一情况下，却有一些新的考虑，其中主要的是：第一，满足的延缓必然引起关于将来获得满足是否可靠的问题；第二，照人类本性来看，现在的满足一般地——虽然不是常常地——比可望与它相同的、而在人类生活中是同样可靠的满足更为可取。

　　一个谨慎的人如果认为在他生活的一切阶段中，他会从相同的财产中获得相同的满足，他也许会力图把他的财产平均地分配于他的一生：如果他认为他的赚钱能力在将来会有减少的危险，他就一定会储蓄一些资财作为将来之用。不但在他认为他的储蓄在他手中会增加时，他会这样做，即在他认为他的储蓄会减少时，他也会这样做。他会储藏一些水果和鸡蛋以备冬令之需，因为到了冬天这些东西就会缺乏，尽管它们不会由于保藏而变得更好。如果他不知道怎样把他的收入投于贸易或放款以获得利息或利润，他也会学我们有些祖先的榜样：他们积累了少数金币，当他们从忙碌的生活退休时，就把这些金币带到乡村中去。他们认为，在收入多的时候多用几个金币所增加的满足，对他们的帮助没有像老年时那些金币所能供给他们的舒适那样大。保管这些金币使他们有很多麻烦；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能为他们免除这种麻烦，而不使他们遇到任何风险，他们就会愿意给他一点酬劳的。

　　所以，我们能想像这样一种情况：储存的财富差不多不能作很好的使用；许多人要为将来作准备；而要借入财货的人很少能提出可靠的担保，将来仍归还这种货物或等价的货物。在这种情况下，享乐的延期或等待，与其说是一种获得报酬的行动，不如说是一种受罚的行动；一个人把他的财产交给别人保管，而只能期望得到这样一种可靠的诺言：归还的东西是少于而不是多于他所借出的东西，因此利率就会变成负数了。

　　这样一种情况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人们也许如此渴望工作，以致宁愿受一些惩罚作为准许他们工作的条件，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而且差不多同样是可有的事。因为，正像延缓一部分财产的消费，是一个谨慎的人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一样，做一些工作也是一个健康的人为了他本身的缘故而愿意做的事。例如，政治犯如被准许做一点工作，他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恩惠。照人类本性的现状来看，我们有理由说，资本的利息是享受物质资源的等待所含有的牺牲之报酬，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人会大量储蓄；正像我们说工资是劳动的报酬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报酬，很少人会努力工作。

　　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的愉快，对这种牺牲经济学家称为节欲。但是，这个名词是被误解了：因为，财富的最大积累者是非常富有的人，其中有些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当然不会按照这个名词的同义语节俭的意义实行节欲的。经济学家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节制在他消费能力以内的任何东西的消费，目的在于增加他的将来的资源时，他对这一特殊消费行为的节制，就增加了财富的积累。这个名词既易为人误解，我们还是不用的好，我们说，财富积累一般是享乐的延期或等待的结果。或是，再换句话说，财富的积累依赖于人的先见，就是他的想像将来的能力。

　　财富积累的“需求价格”——就是环境使人从他的工作和对将来的等待所能得到的未来的愉快——表现为许多形态：但其实质总是一样的。一个农民建造了一所可防风雨的茅屋，而他的邻人们在建造他们的茅屋时却没有花像他那样多的劳动，因此，当风雪吹入他们的茅屋时，这个农民从他的茅屋的好处上所获得的愉快之增加，就是他的工作和等待所赚得的价格。这种愉快的增加，如与因一时冲动而攫取眼前的满足所能获得的愉快相比，是代表明智地用于防备遥远的祸患、或是准备满足将来的欲望的种种努力之生产力的增大。退休的医师把资本借给工厂或矿山，使它能够改良机械，而他从资本中获得利息，上述愉快的增加在一切基本方面都与利息相似；因为利息具有数字上明确性的形式，我们可以认为利息是从财富中所得到的其他形态的利益之典型，并代表这种利益。

　　一个人等待享乐的能力，是由他直接从劳动中得到的——劳动差不多是一切享乐的最初的源泉，还是由他以交换或继承、合法的贸易或毫无顾忌的形式之投机、抢劫或欺诈的方法从别人处得到的，对于我们眼前的目的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唯一问题只是：财富的增长一般是包含一个人在目前有（正当地或不正当地）力量支配的愉快之有意识的等待在内，和他愿意这样等待的心理依赖于他的生动地想像将来和为将来作准备的习惯。

　　第九节　报酬额愈大，储蓄率通常就愈高。但也有例外。

　　但是，让我们较为详细地研究以下的叙述：正像人类本性所生成的那样，由于现在一定的牺牲所能获得的将来的愉快之增加，一般就会增大人们所作的现在的牺牲量。例如，乡村居民如果必须到森林中取得木材来建造他们的茅屋，则森林愈远，从每天取得木材的工作上所获得的未来的舒适之报酬就愈小，恐怕由每天的工作所积累的财富而产生的未来的利益也愈少：由于一定的现在的牺牲所获得的未来愉快的报酬这样小，就会使他们不扩大他们的茅屋，而大体上也许会减少他们用于取得木材的劳动量。但是，这一法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因为，如果风俗使他们只熟悉一种式样的茅屋，他们离森林愈远，从一天工作的产物中所得到的利益愈小，则他们花在工作上的日子就愈多了。

　　同样地，如果一个人不希望自己使用他的财富，而期望放款取得利息，则利率愈高，他的储蓄的报酬额就愈大。倘使稳当的投资的利率是4％，他放弃现在值一百镑的享乐，他每年可得值四镑的享乐；但如利率是3％，他只能得到值三镑的享乐。利率的下降一般会降低这一边际：在这边际上，一个人觉得为了以储蓄一部分财产所能获得的那些将来的愉快而放弃现在的愉快，刚好是不值得的。所以，利率的下降一般是使人们略为增加现在的消费，而为将来的享乐所作的准备就较少了。但是，这一法则也不是没有例外的。

　　贾尔德爵士在二个多世纪前曾说，在利率高的国家中，商人“当已积有巨资时就脱离贸易”，而放款取得利息，“由此而得到的利益是如此容易、可靠和巨大。但在利率较低的国家中，他们世世代代继续做商人，使他们自己和国家变为富有。”有许多人，当他们还在壮年时，当他们待人接物的知识使他们能比以前更为有效地经营企业时，却退职不干了，过去有这种情况，现在也同样有这种情况。其次，正像沙更脱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如已决定继续他的工作和储蓄，直到他准备了一定的收入作为老年或死后他的家庭之用为止，他将感觉到，利率如低，他必须比利率高时储蓄更多。例如，假定他希望每年有四百镑的收入才能退职，或是每年保四百镑的险作为他死后妻孥之用；如果现行的利率是5％，他只要储蓄八千镑，或保八千镑的寿险；但是，如果利率是4％，他就必须储蓄一万镑，或保一万镑的寿险。

　　因此，利率的继续下降，世界资本每年增加额的继续增大就会随之而来，这是可能的事。但是，由一定量的工作和对将来的等待所得到的遥远的利益之下降，大体上会减少人们为将来所作的准备；或用较为近代的话来说，利率的下降势将遏制财富的积累，这也是同样确实的事。因为，虽然人类对天然资源的支配力日见增大，即在利率低时人们也许继续大量储蓄，但是，只要人类本性和现在一样，利率每有下降，就会使更多的人比利率高时储蓄较少、而不是较多。

　　第十节　续前。

　　支配财富积累和它与利率的关系的各种原因，与经济学的各部分都有许多相关的地方，因此，这些原因的研究就不易于完全包括在我们的研究的一个部分之内。在本篇中，虽然我们所研究的主要是在于供给的方面；但在这里略为说明资本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般关系，似乎也是必要的。

　　我们已经知道，财富的积累是为种种原因所支配的：风俗、自制和想像将来的习惯、尤其是家庭情感的力量。保障是财富积累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而知识和智力的进步在许多方面促进财富的积累。

　　对资本所提供的利率——即储蓄的需求价格——之上升，势将增加储蓄额。因为，虽然有少数人决定为他自己或家庭要获得某一固定数额的收入，在利率高时比在利率低时会少储蓄一点，但利率的上升增大储蓄的愿望，差不多是普遍的法则；而且利率的上升往往增大储蓄的能力，或不如说，它往往是我们的生产资源的效率增加的一种征象；但是，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利息（或利润）的上升而以工资为牺牲，总是增大储蓄的能力，未免过甚其词了：他们忘记，从国家观点来看，财富用于劳动者的子弟，与用于马匹或机械同样是生产的。

　　然而，必须记住：每年的投资不过是已有的资本额的一小部分，所以，每年的储蓄率即有颇大的提高，资本额在任何一年中的增加也不会觉得的。

　　第十一节　财富增长统计的注释。

　　财富增长的统计史，是非常贫乏和令人误解的。这一部分是由于要进行适用于不同的地点和时间的财富之数字的衡量之任何打算所固有的困难，一部分由于缺少收集必要的事实之有系统的打算。美国政府确是征求每个人的财产报告，由此而得的结果虽不令人满意，但恐怕是我们所有的最好的结果了。

　　其他各国的财富之估计，差不多完全是以收入的估计为根据，而收入的估计是按照各种收入的年数化为资本计算的；

　　这个年数的选择是参照：（i）当时通行的一般利率，（ii）从任何特殊形态的财富使用所获得的收入达到怎样程度：（a）由于财富本身的永久产生收入的能力，（b）由于使用财富所费的劳动或是资本本身的耗用。最后这个项目，对于折旧费很大的铁厂特别重要，而对于会很快开完的矿山更为重要；两者必须只以几年的收入作为资本。另一方面，土地之产生收入的能力是会增大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从土地所得的收入，必须以许多年的收入数作为资本（这些收入在（ii）（b）项目下可看作是负数）。

　　土地、房屋和牲畜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是头等重要的财富之三种形态。但是，土地与其他东西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地价值的增大，往往主要是由于土地稀少的增大；因此，土地价值的增大，与其说是满足欲望手段的增加之尺度，不如说是欲望增加的尺度。例如，1880年美国土地的价值，算起来与联合王国土地的价值大约相等，而大约是法国土地价值的一半。土地的货币价值在一百年前是毫不重要的；倘使二三百年后美国的人口密度与联合王国大约相同，则前者的土地的价值，将比后者至少大二十倍。

　　在中世纪之初，英国土地的全部价值，比冬天饿死在土地上的少数骨瘦如柴的动物的价值还低得多；现在，虽然最优良的土地有许多已列入房屋、铁道等项目之下；虽然现在牲畜总的重量也许增加十倍以上，而且质量较好；虽然现在有各种为中世纪所不知道的大量农业资本；但是，现在农业土地的价值比农业资本大三倍以上。几年拿破仑战争的压力，使英国土地的名义上的价值差不多增加一倍。自那时以来，自由贸易、运输的改良、新国家的开发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使用于农业的土地的名义上的价值下降了。这些原因使得以货物计算的货币一般购买力，在英国比在欧洲大陆相对地提高。

　　在上一世纪之初，在法国和德国，二十五个法郎能买到比在英国一镑所能买到的东西——尤其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更多。但是，现在这种利益却在英国方面：这就使法国和德国近来的财富增长，如与英国相比，似乎较大，而实际上则不如此。

　　如果我们考虑这类事实和以下的事实：利率的下降增加收入的年数，而在这年数中任何收入必须被化为资本，因而就增大产生一定收入的财产的价值；我们就可知道，即使国民财富的估计所根据的收入统计是正确的话，这种估计也会是很令人误解的。但是，这样的估计仍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吉芬爵士所著的《资本的增长》和莫耐先生所著的《财富与贫困》两书包括关于下表中许多数字的可供参考的研究。

　　但是，他们的意见分歧表明一切这样的估计都很不确实。莫耐先生对于土地——即农业土地——及农业建筑物的价值之估计，恐怕是太低了。吉芬爵士估计公共财产的价值是五亿镑：他省略了国内所持有的公债数，理由是在公共财产的项目下记入借方的数额与在私有财产项目下记入贷方的数额相等，把公债数记入帐内就会互相抵消。但是，莫耐先生把公路、公园、建筑物、桥梁、阴沟、灯水设备、电车等的总价值算为十六亿五千万镑：从其中减去公债十二亿镑，则公共财产的净值是四亿五千万镑；这样，他就可在私有财产的项目下计算国内所持有的公债数了。他估计联合王国所持有的外国股票证券及其他外国财产的价值是十八亿二千一百万镑。财富的这些估计数主要是根据收入的估计数：关于收入的统计，我们可以注意包莱在他所著的《1882年以来的国民进步》之中，以及在1904年9月份《经济杂志》中所作的有益的分析。

　　吉芬爵士估计1903年英帝国的财富（见《统计杂志》第66篇，第584页）如下：

　　联合王国15，000百万镑加拿大1，350百万镑澳大利亚1，100百万镑印度3，000百万镑南非600百万镑帝国的其余部分1，200百万镑关于英国各部分的相对财富的变化之尝试性的历史，已由罗杰斯为了征税的目的从各郡的课税额中推算出来。戴维纳尔子爵的名著《1200—1800年的财产经济史》包括关于法国的丰富资料；而勒瓦瑟、波流、南马克和福维勒则作了关于法国与其他国家的财富增长的比较研究。

　　克莱蒙先生1919年3月在银行学会的演讲中，估计联合王国的国民财富为二百四十亿镑，国民收入为三十六亿镑。照他计算，联合王国的国外投资之净值已降到十六亿镑，它近来卖出的证券数达十六亿镑；另又借入十四亿镑。收支对照，联合王国似乎是有二十四亿镑的债权人：但这个数额的大部分都不能算为有充分的担保。

天方夜谈

经济学原理--第八章　工业组织

第八章　工业组织

　　第一节　组织增大效率的学说是旧有的，但亚当·斯密给它以新的生命。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曾经共同研究生存竞争对于组织的影响；这种竞争的最残酷的特征已为遗传性所缓和了。

　　从柏拉图时代以来的社会科学作家，都喜欢研究劳动从组织中所得到的效率之增大。但是，在这方面，像在其他情况上一样，亚当·斯密以他解释一个旧有的学说所用的哲学上的透彻，和他说明这个学说时所用的实际知识，使它具有新的和更大的意义。在力言分工的各种利益和指出这些利益这样的论断：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会淘汰那些由于缺乏组织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尽量利用他们所住的地方的利益的种族。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还没有获得许多读者之前，生物学家对于区分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组织上的种种差别的实质之理解，已开始有了很大进步；而在两代多之前，马尔萨斯所作的人类生存竞争的历史的叙述，使达尔文着手关于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生存竞争之结果的研究，这个研究终于使他发现了生存竞争不断起着淘汰的作用。自那时以来，生物学尽了它应尽之责而有余；经济学家因在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业组织——与高等动物的身体组织之间所发现的许多奥妙的相似点，而得益不浅。诚然，在有些情况下，表面上的相似点经过较为仔细的研究之后就消失了：但是，在初看起来似乎是最空想的那些相似点之中，有许多逐渐为其他的相似点所补充，而最后足可解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各种自然法则之间的作用之基本统一性。这个中心的统一性可由以下的一般原理来说明：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机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个原理是没有很多例外的。每一部分的自给自足越来越少，而为了它的福利却越来越多地依靠其他部分，因此，一个高度发达的有机体的任何部分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其他各部分。

　　这种机能的再分之增加，或称为“微分法”，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技能、知识和机械的发展等形式：而“积分法”——就是工业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表现为商业信用的保障之增大，海上和陆路、铁道和电报、邮政和印刷机等交通工具和习惯的增加等形式。

　　最高度发达的——照我们刚才所说的意义——的有机体，就是在生存竞争中最会生存的有机体的学说，本身还在发展过程之中。它与生物学或经济学的关系，都还没有完全思索出来。但是，我们可转而考虑下一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

　　这个法则需要仔细解释：因为，一物之有利于它的环境的事实本身不能保证它在物质世界或精神中的生存。“适者生存”的法则是说，那些最适合于利用环境为了它们自己的目的之有机体趋于生存。最能利用环境的那些有机体，往往是最有利于周围的东西的有机体；但有时它们却是有害的。

　　相反地，生存竞争也许不能使得会成为非常有利的有机体生存：在经济界中，对于任何工业设施的需求，不一定会引起供给，除非它不光是对这种设施的一种愿望或必要而已。

　　它必须是一种有效的需求，就是说，它必须对供给的人提供充分的报酬或其他某种利益，才会有效。光是雇工们要参与他们工作的工厂之经营和赚钱的愿望，或是聪明的青年对于优良的工业教育所感到的需要，如果照我们使用需求这个名词的意义——就是说供给自然地和必然地随着需求而来——

　　来说，都不是一种需求。这似乎是一个苛刻的真理；但是，这个法则的最残酷的特征因下一事实而缓和了：其成员不强索报酬而互相帮助的那些种族，不但在当时最可能兴旺，而且最可能抚养许多继承他们的有益的习惯的子孙。

　　第二节　续前。

　　即使在植物界中，不顾自己的种子的利害的那种植物，不论其生长怎样茂盛，不久就会从地球上灭亡。在动物界中，家庭和种族的义务的标准往往是很高的；即使那些被我们看作是残忍的典型、凶暴地利用环境而不给任何报酬捕食生物的猛兽，作为个体来看，也必然是愿意为它们子孙的利益而努力的。从家庭的狭隘的利害到种族的利害，我们看到，在像蜜蜂和蚂蚁那样的所谓社会动物之中，生存下来的种族就是其个体最努力为社会尽各种义务而不是为它自己的直接利益的种族。

　　但是，当我们说到赋有理性和语言的人类时，民族的责任感对加强民族的影响，是有各种形式的。的确，在人类生活的野蛮阶段中，个人对别人所提供的服务，有许多几乎像蜜蜂和蚂蚁那样，完全是出于遗传的习惯和没有理性的冲动。

　　但是，有意识的、因而是道德上的自我牺牲不久就出现了；这种自我牺牲是由预言家、僧侣和立法者的具有远见的指导所养成的，并为寓言和传说所谆谆教导。逐渐地，起源于下等动物的没有理性的同情心，扩大其范围，并为人有意识地所采取作为活动的基础；民族情感，其出发点也不比在一群狼或一群盗匪之中占优势的出发点为高，民族情感逐渐发展成为高尚的爱国心了，而宗教的理想也得到提高和纯洁了。凡是这些特性得到最高度发达的民族，如果其他情况不变，在战争以及与饥饿和疾病的斗争中，必然比其他民族坚强；最终必占优势。因此，生有竞争终于使人类中这样的民族获得生存：个人为了他周围的人的利益最愿牺牲自己，因而是最适合于共同利用环境的民族。

　　然而，不幸的是，使一个民族能胜过另一民族的一切特性，并不是都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好战的习惯曾经常使半野蛮的民族能够征服在各种和平美德上胜过他们的民族，但过于着重这个事实，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征服已经逐渐增大了人类的体力和创立伟大事业的力量，而最终恐怕是利多于害。但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一道或凌驾这个民族之上繁荣兴旺，如果仅仅因为这个事实就说它不足以有功于世界，则对这个说法是不必加以上述的附带条件。因为，生物学和社会科学虽都表明，寄生的民族有时也意外地有利于他们所赖以繁盛的民族，但在许多情况下，寄生的民族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充分利用那个民族的特性而不给以任何好的报答。在东欧和亚洲，对于犹太人和阿米尼亚人银钱商的服务，有经济上的需要，或是在加里福尼亚州，对于中国人的劳动，也有经济上的需要，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并不是一个证据、甚至也不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这样的办法会提高整个人类生活的品质。因为，虽然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的民族，如果不是相当具有最重要的社会美德，就不能兴盛；但是，没有这些美德、不能独立创造伟大事业的民族，也会能依靠与另一民族的关系而繁荣。不过，大体上——可有重大的例外——在获得生存和占有优势的那些民族中，最优良的品质是最高度发展的。

　　第三节　古代的社会阶级与近代的阶级。

　　这种遗传性的影响在社会组织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因为，社会组织必然是发展缓慢的，而且是许多代的产物：它必须根据大多数人的不能迅速变化的风俗和癖好。在古代，当宗教的、礼仪的、政治的、军事的和产业的组织密切相关，而且的确不过是一物的不同方面时，为世界进步先躯的一切国家，差不多都采取多少是严格的社会阶级制度；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社会阶级的区分是非常适合于它的环境，而大体上它加强了采取阶级制度的民族或国家。因为，它既是生活的一个支配的因素，如果它所发生的影响大体上是不利的，则采取阶级制度的国家一般就不能胜过别的国家了。这些国家的卓越成就并不是证明阶级制度没有缺点，而是证明它的优越性——与那个进步的特定阶级相比——超过它的缺点。

　　其次，我们知道，一种动物或植物会以具有两种特性而与它的竞争者不同，一种特性是对它非常有利的；而另一种则是不重要的，甚至或许是略为有害的；虽然有后者存在，前者仍会使这种动物或植物获得成功：后者的存在因此就不能证明它是有利的。同样地，生存竞争使许多特性和习惯存在于人类之中，它们本身不是有利的，但却与成为力量的巨大源泉的其他特性和习惯为一条多少是永久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在进步主要是归功于军事胜利的国家中，对于坚忍的勤劳有压制行为和蔑视的倾向；其次，在商业国家中，有偏重财富和使用财富作为炫耀的倾向，在这两种倾向中都可找到以上这样的例子。但是，最显著的例子还是见于有关组织的问题之中；阶级制度虽有很大的缺点，其主要缺点是它的严厉性，和它的为社会利益——或不如说是为社会的某些特殊的紧急之事——而牺牲个人，但是，阶级制度与它所必须做的特殊工作非常适应，因而使它能够盛行不衰。

　　越过中间的阶级而立即说到西方的近代组织，我们看到，近代组织与社会阶级制度构成了显著的对照，而且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一方面，严厉性已为变通性所代替：过去固定不变的工业方法，现在是以令人昏乱的速度而变化了；阶级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在他的阶级内的地位，过去是为传统的规则所明确地规定，而现在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并且随着当代的变化情况而改变它们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个人在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上为社会紧急之事的牺牲，在有些方面，似乎是一种隔代遗传的情况，又回到古代在阶级制度统治下所盛行的状况了。因为，不同工业等级之间的分工，以及同一等级内个人之间的分工，是如此彻底与不能调和，以致生产者的真正利益，为了加大他的工作对物质财富的总生产所作的增加起见，有时反有遭受牺牲的危险。

　　第四节　亚当·斯密是谨慎的，但在他的追随者之中，有许多人夸大了自然组织的经济。才能因使用而得到发展；才能的承袭则靠早年的训练或其他方法。

　　亚当·斯密力言他的时代中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的精细分工和精密的工业组织的一般利益，但同时他也仔细说明，这个制度在许多方面是失败的，以及它所包含的许多附带的害处。但是，在他的追随者之中，有许多人因为哲学的见解较差，而在有些情况下，关于世界的实际知识也较差，大胆地辩解说，现有的一切都是对的。例如，他们说，如果一个人有经营企业的才能，他就必然会利用这种才能为人类谋福利；

　　同时，同样的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会使别人以他能尽量利用的资本供他使用；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会使他如此安排他所雇用的人，以致各人都能做他所能做的最高工作，而不做其他事情；而且他自己的利益会使他购买和应用一切机械以及其他有助于生产的东西，在他的手中这些东西所作出的贡献，就能超过它们本身满足世界的欲望的费用的等价物。

　　这种自然组织的学说，差不多比其他任何同样会为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不作充分研究的人所无从理解的学说，包含更多的对人性具有最大重要性的真理：对于诚挚和深思的人，它具有非常的魅力。但是，夸大这个学说，却有很大害处，对于最爱好这个学说的人尤譬如此。因为，在他们的周围所发生的变化之中，有利也有害，这个学说会使他们不能看见和消除其中的害处。它也妨碍他们研究这样的问题：即使在近代工业的广泛的特点中，有许多是否也会是过渡的，当时它们诚然产生良好的效果，像阶级制度当时所有的效果一样；但是，也像阶级制度一样，它们主要是有利于引向对一个较为幸福时代的较好的安排。而且这个学说因易于引起对它的夸大的反应，而造成了害处。

　　第五节　续前。

　　此外，这个学说没有考虑到器官因使用而得到加强的情况。斯班塞曾经竭力主张以下的法则：如果任何身体或精神的运用产生了愉快，因而习以为常，则用于这种运用的身体或精神的器官就会迅速发达。诚然，在低等动物中，这个法则的作用与“适者生存”的作用是如此密切地合在一起，以致两者的区别往往不必着重说明了。因为，生存竞争会使低等动物在运用无助于它们的福利的机能上，不能得到很大的愉快，这一点可从演绎上来推测，而且似乎可为观察所证明。

　　但是，人类具有坚强的个性，因而有较大的自由。人类喜欢因使用才能而使用才能；有时是高尚地使用才能，不论是纵情于伟大的希腊生活的发扬，还是处于为了重要目的而作的审慎和坚定的努力的支配之下；有时是卑鄙地使用才能，好像是饮酒嗜好的病态发展。工业进步所依赖的宗教的、道德的、智力的和艺术的才能，不是完全为了这些才能所可获得的东西起见而养成的，而是为了它们本身所带来的愉快和幸福因运用而发展起来的；同样地，经济繁荣的那个较为重要的因素——井井有条的国家的组织——是无数动机的产物：其中有许多动机与追求国民财富没有直接关系。

　　父母在一生中所养成的身体上的特点，即使遗传给他们的子孙，也是很少的，这一点无疑是确实的。但是，断言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过健康生活的那些人的儿童，倘使其父母是在不健康的影响下长大的，而这些影响使父母的精神和身体的本质衰弱，则生下来就不会有较为坚实的体质，似乎没有确实的事例。而以下一点是可靠的：在前一情况下，儿童生下后比在后一情况下，会有较好的营养，较好的教育；会养成较为健全的本能，并且具有较多的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原因的对别人的关怀和自尊心。

　　因此，需要尽力研究一下：改变现在的工业组织，以增加机会，使低级工业得以使用潜在的智力，从这种使用中获得愉快，并因使用而加强这些智力，究竟是否有利？因为，对以下的论断必须斥为不当：如果这样的改变是有利的话，则它早已为生存竞争所实现了。人类的特权，因对未来的预测和对下一步的准备，而扩大了对自然发展的有限而有效的控制。

　　这样，思想和工作、应用优生学的原理以高等的血统而不是以低等的血统来充实人种、对男女两性的才能的适当教育，都会加速进步；但不论怎样加速，进步必然是渐进的和相对地缓慢的。进步与人类对技术和自然力量的支配力的增长相比，必然是缓慢的；这种支配力不断地日益需要勇气和谨慎、智谋和坚定、深透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而进步必然是过于缓慢，因而不能与在新的基础上立即改造社会的各种建议的迅速出现齐头并进。事实上，我们对大自然的新的支配力，一方面使我们能作出甚至比不久前实际上所能做到的大得多的工业组织的计划，另一方面也把更大的责任加在那些提倡社会和工业结构之新发展的人的身上。因为，制度虽可迅速发生变化；但如要持久的话，制度必须适合人类：如果制度的变化比人类的变化快得多，就不能保持它的稳定性。

　　因此，进步的本身就增大了以下警告的迫切性：在经济界中，自然是不能飞跃的。

　　进步必然是缓慢的；但是，即使不过是从物质的观点来看，也要记住：只是增加一点生产的直接效率的变化，如果能使人类准备和适合一种在财富生产上较为有效和在财富分配上较为平均的组织，也是值得有的；以及凡对低级工业中的高级才能任其变为无用的制度，是极易受人怀疑的。

天方夜谈

经济学原理--第九章　工业组织（续前）。分工。机械的影响

第九章　工业组织（续前）。分工。机械的影响

　　第一节　熟能生巧。

　　有效的工业组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应使每个被雇用的人担任他的能力和教育使他胜任的工作，并且应当为他备有最好的机械和他的工作上所需的其他工具。一方面是做生产细节工作的人，另一方面是管理生产一般工作并担当风险的人，关于他们之间的分工问题，我们暂不研究；

　　而只研究不同等级的工人之间的分工问题，特别是关于机械的影响。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考虑分工与决定工业地点之间的相互影响；再下一章中，我们将研究，分工的好处依靠大量资本集中于个人或个别企业的手中——即通常所说的大规模生产——到怎样程度；最后，我们将研究企业管理工作的专门化的发达。

　　人人都熟悉这样的事实：“熟能生巧”，它使起初似乎是困难的工作，不久之后做起来就能比较省力，而且比以前好得多。生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个事实。因为，生理学举出理由使人相信：这种变化是因为多少是有“反射的”或自动的作用的新习惯之逐渐的发展而引起的，与被认为是存在于大脑中的思考力的最高中央机关毫无关系。但是，一切有意识的举动，都要主要的中央机关加以注意：它从神经中枢或局部机关——在某些情况下也许直接从感觉神经——收到消息后，就对地方机关，或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对筋肉神经，发回详细复杂的指示，它们的行动非常调和，因此就能实现所要求的结果。

　　纯粹脑力工作的生理学的根据，还没有被很好地了解；但是，我们所确实知道的关于头脑构造发展的很少的知识，似乎说明了以下一点：任何种类的思考的练习，发展了头脑各部分之间的新的关系。无论如何，我们确实知道：练习能使一个人迅速解决在不久之前即以最大的努力他也应付得很不好的问题，而不费什么很大的力气。商人、律师、医师和科学家的心中，逐渐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直觉的能力，除了以一个强有力的思想家接连许多年对多少是狭隘的一类问题不断地作最大的努力外，是无法获得这种知识和能力的。当然，人的精神在一天的许多小时中不能在某一方面过度使用：一个勤劳的人有时对不属于他的业务的工作会感到乐趣，但是终日必须做这种工作，就足以使人疲劳。

　　诚然，有些社会改良家曾经主张：做最重要的脑力工作的人，也可适当地做一些手工工作，而不会减少他们获得知识和解决困难问题的能力。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减轻过度疲劳的最好办法，在于从事情绪一来就开始、情绪过去就停止的工作，就是做普遍的本能当作“消遣”一类的事情。任何工作如果如此具有营业性质，以致一个人有时必须以意志的力量迫使自己继续去做，则这种工作就要消耗他的神经力，而不是完全消遣了：所以，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它是不经济的，除非它的价值足以补偿他的主要工作所受到的很大的损害而有余。

　　第二节　在低级工作上，极端专门化能增大效率，而在高级工作上，则不尽然。

　　在最高级的工作部门中应当实行专门化到怎样程度，是一个困难而未解决的问题。在科学研究中以下一点似乎是一个正确的法则：研究的范围在青年时代应当广泛，而随着年事日增，就应当逐渐缩小。比如一个医师总是专门研究某一种疾病，而另一个医师靠了较广的经验来研究这种疾病与一般健康的关系，然后逐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这种疾病的研究，因而积累了丰富的专门经验和精细的本能，在这种情况下，前者即使对他的专门问题的意见，恐怕会不及后者那样高明。但是，在光是对手工技能有很大需要的职业中，效率能因分工而大大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亚当·斯密曾经指出：一生中不做别的事情而只制钉的少年，在制钉的速度上，能比只是偶尔制钉的第一流铁匠快两倍。任何人如对形状完全相同的东西，必须一天一天地做一类完全相同的工作，靠了差不多是自动的行动，并且具有比每一行动要等待意志的有意识的指示所能达到的更大的速度，他就逐渐学会对手指完全运用自如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是纱厂中童工所做的绕线工作。又如在一个衣服厂或制靴厂中，一个工人每日每时对一块大小完全相同的皮或布，用手工或机械缝完全相同的接缝，他做这种工作比一个眼光和手工敏捷得多、而且具有高得多的一般技能、惯于制成一件完全的衣服或一双完全的皮靴的工人，能远为省力、迅速。

　　其次，在木材业和金属业中，如果一个人对同一块材料必须反复地做完全同样的工作，则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拿住材料正如它所需要的那样，把工具及其他要用的东西放在适当地位，便于取用，而时间和他自己身体运动的力气的损失都是最少的。他的双手习惯于在同一位置、并按照同一次序取用这些东西，因而就能互相和谐地工作，差不多变成自动了：经过不断的练习，他的神经力的消耗，比体力的消耗甚至更为迅速减少。

　　但是，当动作因此已成为例行的工作时，它就几乎已达到能由机械来代替的阶段了。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就是使机械能把材料牢牢地固定在适当的位置，恰使机械工具能顺利地对它操作，而在紧握这材料上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但是，如果对这种机械花费一些劳动和费用是值得的话，则这种困难一般是能设法解决的；然后全部工作就往往能由一个工人来管理了，他坐在机器前面，用左手从一堆材料中取出一块木材或金属，将它放在机器上的凹进的地方，同时用右手拉下开关或以其他方法开动机械工具，最后，用左手把恰好按照一定式样切好或凿好、钻好或刨好的材料投放到另一堆材料中去。特别是在这些工业中，我们看到近代工会的报告中有很多这样的怨言：过去需要训练有素的技师的技能和判断才能做的工作，已经因为机械的改良和再分工的精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变为单纯的例行工作了，因此，不熟练的劳动者，甚至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被用来做这种工作。

　　第三节　机械对人类生活的品质所发生的影响，一部分是好的，而一部分是坏的。

　　因此，我们就得出一个一般的法则，其作用在某些工业部门比另些工业部门更为显著，但它对一切工业部门都是适用的。这法则就是：任何工业上的操作如能变为一律，因而完全同样的事情必须一再地以同一方法来做，则这种操作迟早一定要为机械所代替。耽搁和困难是会有的；但是，如果要由机械来做的工作具有足够规模的话，则金钱和发明的能力将被毫不吝惜地用于这种任务，直到成功为止。

　　这样，机械的改良与分工的日益精细这两个运动，是同时并进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关联的。但这种关系并不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密切。引起进一步再分工的原因是：市场的扩大，以及对于同一种类的大量物品——在有些情况下是对于制造极其精密的东西——的需要之增加；机械改良的主要结果，在于使得无论如何是要进一步分工的工作价钱便宜和更为精密。例如，“波尔顿和瓦特在沙河设立工厂时，觉得分工必须达到所能实行的最大限度。那时还没有像现在那样使构造上机械的精密成为差不多没有问题的滑动车床、刨床或钻孔工具。那时一切都依靠个别技师的眼和手的精确；但那时的技师一般是远不及现在的技师那样熟练。波尔顿和瓦特设法部分地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就是限定工人做特殊种类的工作，使他们尽可能成为这种工作的能手。由于在使用同一工具和制造同样东西上不断的练习，他们因此获得很大的个人熟练。”这样，机械就不断地代替那种完全手工的技能，并使它变为不需要了；即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分工的主要利益，就是在于获得这种完全手工的技能。但是，机械使工业规模扩大、并使工业更为复杂因而增加各种分工——

　　尤其是企业经营上的分工——的机会之倾向，已抵消上述的影响而有余。

　　第四节　用机器制造机械开辟了零件配换制度的新时代。

　　需要很大精密性的工作不能用手工来做，而机械做这种工作的能力，在零件配换制度迅速发展的金属工业的某些部门中，恐怕是最清楚的。只有经过长期训练，并以很大的细心和劳动，手工才能把一片金属做成与另一片金属精密地相似或互相适合，但这种精密毕竟是不完美的。但是，这正是优良的机械能最容易和最完美地来做的工作。例如，如果播种机和收割机必须用手工来做的话，则它们的最初费用就会很高；当它们的任何部分发生损坏时，只有把机器送回制造厂，或是请来高度熟练的技师花了很大费用才能调换修好。但是，实际上，制造厂备有许多由同一机械制成的、与损坏的部分相同的机械，因而就能配换上去使用。美国西北部的农民，离开优良的机械商店也许有百哩之遥，但能放心使用复杂的机械；因为他知道，用电报通知机械的号码，和他所损坏的机械上任何部分的号码，下一班火车就可带来一件新的机械，他自己就能装上。这种零件配换原理的重要性，只到最近才被了解；可是，有许多迹象表明：在把机器制造的机械的使用推广到各生产部门，甚至包括家务工作和农业工作在内，这个原理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为有用。

　　机械对于近代工业的性质所发生的影响，从制表业中得到很好的例证。若干年之前，这种企业的主要中心，是在瑞士靠近法国的地方；那里分工的精细达到很高程度，虽然大部分的工作是由多少是分散的人口来做的。这个行业大约有五十个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担任工作的一小部分。这些部门差不多都需要高度专门的手工技能，但却不需要什么判断力；工资一般是低的，因为这行业成立已久，从事这行业的人没有什么可垄断的地方，而且培养具有普通智力的儿童从事这个行业，也没有困难。但是，这个工业现在正为以机械制表的美国方法所压倒，这种方法是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手工技能。事实上，机械日益自动化，越来越不需要人的手的帮助了。但是，机器的力量越精细，管理机器的人就要有越大的判断力和细心。现以一种精美的机器为例，它从一端自己吸入钢材，而从另一端送出精美的小螺丝；它代替了许许多多的工人，而这些工人的确已经养成了一种高度的和专门的手工技能，但他们过着久坐不动的生活，从显微镜中用力细看，觉得他们的工作除了只是运用手指之外，没有什么发挥才能的机会。但是，这机器是复杂的和昂贵的，管理它的人必须具有智力和强烈的责任感，而这种智力和责任感对于养成优良的性格大为有用；虽比过去普遍，但具有智力和责任感的人仍是很少，因而能赚很高的工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在制表厂的工作中，大部分是简单得多了。但是，其中许多工作比旧的方法却需要较高的才能，而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所得的工资平均较高；同时，这种工作已经降低了准确可靠的表的价格，使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也可购买，而且它正表明，不久就能完成那种最高等的工作。

　　那些完成一个表的各部分并把它们装配在一起的工人，必须具有高度的专门技能；但在制表厂中所用的机器，大部分与其他任何轻金属工业所用的机器，在一般性质上并无不同；

　　事实上，其中有许多不过是一切机械行业中所常见的车床、凿削机、打洞机、钻孔机、刨床、成形机、旋力精削机及其他一些机器的改装而已。这是以下事实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分工的精细不断增大时，名义不同的各种行业之间的分界线，有许多正在缩小，而且不难越过。在往昔，制表匠可巧苦于对表的需要之减少，听到制造枪炮业需要增加人手的消息，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安慰；但是，现在制表厂中的工人，如果转入兵工厂或缝纫机制造厂或纺织机械制造厂工作的话，就会看到许多机器与他们所熟悉的机器非常相像。一个制表厂连同在厂中工作的工人能改成缝纫机厂，而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唯一的条件差不多就是：在新工厂中，对原来做惯某种工作的工人，不应当叫他去做需要较高的一般智力的工作。

　　第五节　以印刷业作为例证。

　　关于机械的改良和产量的增大所造成的精细的进一步分工的情况，印刷业提供了另一个例证。人人都熟悉美国新开拓区域的报纸编辑的创办情况，他在写文章时一面就排活字；靠了一个男童的帮助，他印出报纸，并分派给分散的邻人。然而，当印刷的秘密尚未公开时，印刷业者必须自己做一切事情，此外，还要制造他自己的一切工具。现在，这些工具已由单独的“辅助”行业供给他了，即在边陲森林地的印刷业者，也能从这些行业得到他要用的一切东西。但是，虽然它从而可从外面得到帮助，一个大印刷厂必须在自己厂内备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工人。即使不说那些组织和监督企业的人、办公和管理物料的人、改正“校样”上可能有误排的熟练的“校对”、工程师和机械修理工人、铸造铅版和改正及配合铅版的人、管理仓库的人以及帮助他们的男女童工，和其他一些次要等级的工人，还有排活字的排字工和担任印刷的机器工人与印刷工人两大类。这两大类各分为许多小类，而在印刷业的大中心尤譬如此。例如，在伦敦，惯于管理一种机器的工人，或惯于一种作业的排字工，如果失业的话，不会愿意放弃他的专门技能的好处，而依靠他的关于这行业的一般知识去寻找使用另一种机器的工作，或另一种作业。一个行业中的精细的再分工之间的这些分界线，在对工业专门化的许多种类的近代倾向上，有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因为，这些分界线虽然有许多是如此微细，以致一个人如在一个小的部门中失了业，就能转到与它邻近的小部门中去工作，而不会有很大的效率损失，但是，他仍设法要在他的本行中工作，经过一些时候没有成功，他才会这样做；所以，就每星期的行业中的细小变动而论，这些分界线与较强的分界线是同样有效的。但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者是以深而且广的分界线来分类的，这种分界线使手织工人在失业时终生受苦，上述的分界线与这种分界线属于完全不同的种类。

　　在印刷业中，像在制表业那样，我们看见机械和科学的工具获得了没有它们就不可能获得的各种结果；同时，它们不断地代替一向需要手工技能和熟练而不需要很多判断力的工作；另一方面，它们把的确需要运用判断力的那些部分让人类的手去做，而且造成了非常需要判断力的各种新职工。印刷业者的工具每有改良和跌价，对校对者的判断力、鉴别力和文学知识的需要，以及对那些知道怎样排成优美的内封面，或怎样在纸上印刷雕刻物，以适当地配合色彩明暗的人的技能和审美力的需要，就愈增加。它又增加对于在木、石或金属上面绘画或雕刻的有天才的和高度训练的美术家的需要，并增加对于知道怎样在十行文字之内，作出十分钟演说的内容的正确报告——这是一种智力的技巧，其困难为我们所低估了，因为常常是这样做的——的人的需要。其次，它会增加摄影师、电版工人、铅版工人、印刷机械制造工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这些人比过去堆放和取出纸张的工人，以及折叠报纸的工人——他们的工作已为机器所代替了——从工作中得到较高的训练和较大的收入。

　　第六节　机械减轻了人类筋力的紧张，因而使工作的单调不会引起生活的单调。

　　现在我们可转而考虑机械减轻过度的筋力紧张的效果，在几代之前，即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这种紧张是一半以上的工人之共同命运。机械力的最为惊人的例子，在于大的铁厂，尤其是制造钢板的工厂，那里所用的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人的筋力是无足轻重的，一切动作，不论是横的还是直的，必须用水压力或蒸汽力来做，人只是站在旁边管理机器，清除灰烬，或做一些这样的次要工作。

　　这类机械虽然增加我们对自然的支配力，但却没有直接地大大改变人类工作的性质；因为，这类机械所做的工作，如果没有它的话，人就不能做了。但是，在其他行业中，机械减轻了人类的劳动。例如，建造房屋的木匠，制造与我们祖先所用的同样的东西，但省力得多了。他们现在主要是做工作中最为愉快和最有兴趣的那些部分；同时，在每个乡镇，甚至在每个村落，都有为锯、刨和造形而设的蒸汽厂，这些厂减轻了不久以前使他们未老先衰的那种极度的疲劳。

　　新的机械在刚发明时，通常需要很大的爱护和注意。但是，管理这种机器的工人的工作常被划分出来：凡是动作一律和单调的作业，逐渐由机起来接替，因此，机器就变为越来越自动和自己操作了；到最后，除了按时加料和取出成品之外，人的手简直无事可做了。人仍要负责注意机械是否良好，运转是否正常；但是，连这种工作也往往因采用自动的机件而减轻了，这种自动机件能使机器一有故障立即停止运转。

　　在往昔，素色布匹的织工之职业是最为狭小和单调的。但现在一个女工就可管理四架或更多的织机，一天中每架织机所做的工作，比旧式手织机提高许多倍；而她的工作远不像从前那样单调，而需要大得多的判断力。因此，在所织的每一百码的布之中，人类所做的完全单调的工作，恐怕不到过去的二十分之一。

　　这种事实在许多行业的近来的历史中都可找到：当我们考虑近代工业组织如何会缩小各人的工作范围，因而使工作单调时，这种事实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分工最细的行业，就是主要的筋力紧张必然最为机器所接替的行业；因而单调工作的主要害处就大大地减少了。正如罗雪尔所说，生活的单调比工作的单调可怕得多：工作的单调，只是在引起生活的单调时，才是最可怕的害处。现在，当一个人的职业需要很大的体力操作时，他在工作后就不能做什么事了；除非他的智力在他的工作中用得着，它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但是，在工厂的日常工作中，神经力的消耗是不很多的，至少在不太嘈杂和工作时间不太长的工厂中是这样。工厂生活的社会环境，在工作时间的内外都刺激智力活动；在职业似乎是单调的工人之中，许多人具有很大的智力和智谋。

　　的确，美国的农民是能干的，他的子弟的地位也迅速提高。但是，一部分因为土地丰富，而且他所耕种的土地一般是自有的，他就比英国的农民具有较好的社会条件；他必须常常为自己打算，而且早已使用和修理复杂的机器了。英国的农民要应付很大的不利情况。在最近之前，英国的农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半封建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虽不是没有好处，但却抑制了进取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自尊心。这些不利的原因已经消除了。现在英国的农民在青年时代就受相当良好的教育。他学习使用各种机械，他依靠某个乡绅或某一群农民的好意也不像以前那样多了；因为他的工作比最低级的城市工作更为多样化，并更能培养智力，他的地位就趋于绝对地和相对地提高了。

　　第七节　专门技能与专门机械的比较。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

　　现在我们要进而考虑，在什么条件下最能获得分工所造成的生产上的经济。显然，专门机械或专门技能之效率如何，不过是它的经济的使用之一个条件；而另一个条件，就是应有足够的工作使它得到充分利用。正如拜比吉所指出的，在一家大工厂中，“厂主把要做的工作分为不同的工序，每一工序所需要的技能或力气的程度是不同的，这样，他就能获得每一工序所需要的技能和力气的正确数量；同时，如果全部工作是由一个工人来做的话，则这个人必须具有足够的技能，才能做这个工作所分成的各种作业中最困难的作业，必须具有足够的力气，才能做其中最艰苦的作业。”生产上的经济，不但需要各人在狭小的工作范围内不断地操作，而且在需要各人担任不同的工作时，每种工作都应当使他的技能和能力尽量地用出来。正是同样地，当特别为了某种工作而设置一架强有力的车床时，机械上的经济就需要这架车床尽可能长久地用于这种工作；如果要将它用于别种工作，则那种工作应当是值得使用这车床的工作，而不是用比它小得多的机器也能做得同样好的工作。

　　所以，这里以生产上的经济而论，人和机器是处于非常相同的地位：但是，机械不过是生产的工具，而人类的福利又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我们已经研究过这样的问题：职务的专门化使一切最困难的工作由少数人来做，这种专门化如果达到极点的话，是否整个人类都有好处；但现在我们必须特别从企业管理工作方面来更为仔细地考虑这个问题。以下三章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哪些原因使企业管理的各种方式最适合于从它们的环境中得到好处，和最能胜过其他方式；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这样的问题：这些方式各自适合于对环境有利达到怎样程度。

　　在通常被认为是只有很大的工厂才能获得的专门的技能与机械之使用上的那些经济之中，有许多并不决定于个别工厂的大小。有些决定于种类相近的生产的总量；而有些——尤其是与知识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有关的那些经济——主要是决定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生产总量。在这里，我们可提出两个术语。

　　我们可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

　　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是研究了内部经济；但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非常重要的外部经济，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