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

天方夜谈

内容简介

《经济学原理》是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的主要著作。它在经济学界被公认为划时代的著作，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本书的基础理论浅显全面，是经济学教科书的典范。 《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主要成就在于建立了静态经济学，为微观经济学各流派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为经济自由之路作了总结。马歇尔提出的“静态分析范式”现在已经演变为局部均衡分析法，创造了经济学分析的工具，他提出的价格理论至今仍然是经济学中价格理论的基础。
这次出版的缩译彩图珍藏本以全新的方式改变了经济学阅读的模式，用精美的图片配以浅显优美的文字，改变了经济学著作的刻板面孔，使经济学变得平易近人。即使没有任何经济学基础的人，也可以轻松地阅读这部世界名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体验经济学。

作者简介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近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马歇尔因此也被尊为现代经济学之父。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是均衡价格论，而《经济学原理》正是对均衡价格论的论证和引申。他认为，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的两翼，是同时起作用的。《经济学原理》是划时代的著作，是继《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
马歇尔1842年出生于伦敦郊区的一个工人家庭，青年时期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剑桥大学任教9年。1883年马歇尔任教于牛津大学。从1868年起马歇尔开始致力于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1884年至1908年，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1908年，马歇尔退休后继续在剑桥从事研究和写作。他的高足庇古和凯恩斯都曾在剑桥任教，所以以他为核心的学派又叫“剑桥学派”。

天方夜谈

目录

西方经济学派源流简表
《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序言
第一章　导论
　本章绪论
　第一节　经济学的实质
　第二节　经济研究的次序与目的
第二章　基本概念
　本章绪论
　第一节　财富
　第二节　生产　消费　劳动　必需品
　第三节　收入　资本
第三章　论需求及其满足　
　本章绪论
　第一节　需求与活动的关系
　第二节　消费者需求的等级
　第三节　需求的弹性
　第四节　一物不同用途的选择立即使用与延缓使用
　第五节　价值与效用
第四章　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
　本章绪论
　第一节　土地的肥力
　第二节　土地的肥力报酬递减的倾向
　第三节　人口的增长
　第四节　人口的健康与强壮
　第五节　工业训练
　第六节　财富的增长
　……
第五章　需求、供给与价值的一般关系
第六章　国收收入的分配

天方夜谈

原著第一版序言

　　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经济学的研究现在都比以前更为努力进行；但这一切活动只是更为清楚地表明，经济学是——而且必然是——一种缓慢和不断发展的科学。在当代最好的著作中，有些初看起来的确似乎与前人的著作有矛盾；但当这些著作日久成熟，粗糙的地方已经修正时，我们就可知道，它们实在并没有违反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扩大和发展了、有时还修正了旧的学说，而且因着重点的不同往往使旧的学说具有新的解释；但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

　　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第一篇说明了本书总的范围和目的；在第一篇之末对于经济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与经济研究有关的主要实际问题，也有简短的叙述。依照英国的传统见解，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观察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而且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规律是以直述语气表达的倾向之叙述，而不是以命令语气表达的道德上的告成。经济规律和推论事实上不过是良心和常识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和树立可以指导生活的那些法则的资料之一部分而已。

　　但是，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种抽象的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但是，这种打算却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因为，它们从没有把经济人真正当作是完全利己的：一个怀有利人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是最能信任的，他的正常的动机常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但是，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起作用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任何等级的人之中都是如此地一律，以致能被变为一般法则——在内呢？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在本书中把正常的活动看作是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会有的活动；而对于任何动机——起作用是有规律的——的影响不加考虑，只是因为这种动机是利人的，在本书中却没有这样的打算。本书如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

　　这个原理不但应用到动机之道德上的特性——一个人在选择他的目的时会受到这种特性的影响，而且应用到他追求他的目的时所有的聪明、努力和进取心。这样，我们就着重以下的事实：从“城里人”①的活动——这种活动基于精明和有远见的计算，并以努力和才能来实行，到既无力量又无意志以营业性的方法来做事的普通人的活动，其中具有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正常的甘愿节省、正常的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努力，或者找寻买卖的最好市场或是为自己或子弟找寻最有利的职业之正常的留心——诸如此类的话必须是与在一定地点和时间的某一阶级的成员有关：但是，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则正常价值的理论就可同样地应用于非营业性的阶级之活动，虽然在细节问题上没有像应用于商人或银行家的活动那样准确。

　　正像在正常的行为与暂时看作是不正常的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一样，正常价值与“现行的”或“市场的”或“偶然的”价值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后者是一时的偶然事件占优势的价值；而正常价值是考虑中的经济条件如有时间毫无阻碍地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终能获得的价值。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由于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而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想到商品交易所中时时刻刻的变化，我们也许认为是正常的价值，但从一年的历史来看，这种价值不过是表明现行的变化而已：从一年的历史来看的正常价值，如从一个世纪的历史来看，也不过是现行的价值而已。因为，时间的因素——这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本身是绝对连续的：大自然没有把时间绝对地分为长期和短期；但由于不知不觉的程度上的差别，这两者是互相结合的，对一个问题来说是短期，而对另一个问题却是长期了。

　　这样，例如地租和资本的利息的区别，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要看我们心目中的时期的长短而定。一样东西被当作是“自由的”或“流动的”资本或新的投资的利息是适当的，但被当作是旧的投资的一种地租——以后称为准地租——则更为适当。流动资本与已被“固定”于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新的投资与旧的投资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每种资本与另一种资本逐渐结合在一起了。即使土地的地租，不是被看作一样孤立的东西，而是被看作一个大类中主要的一种东西；虽然地租的确具有它自己的特征，从理论和实际的观点来看，这种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人的本身与他使用的工具虽有显著的区别；人类努力和牺牲的供给和需求虽然各有特征，而与有形货物的供求不同，但是，毕竟这种货物本身通常是人类努力和牺牲的结果。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产品价值理论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一个大的整体中的两个部分；即使在细节问题上两者之间存在差别，但经研究后可以知道，大部分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正像鸟类和兽类虽然形状上大不相同，但在它们的躯体中都有一个基本观念一样，供求平衡的一般理论也是贯通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之各部分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

　　连续原理还可应用到名词的使用上去。常有这样一种尝试：将经济货物分为规定明确的种类——关于这种货物能作出许多简明的命题，以满足学者对逻辑上的准确之欲望，和一般人对貌似深奥而实易了解的教条之爱好。但是，由于进行了这种尝试，和在大自然没有划分界限的地方划出广泛的人为分界线，似乎已经发生很大的弊端。一种经济学说愈是简单和绝对，倘使它所指的分界线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找到的话，则在把它应用到实际时它带来的混乱就愈大。在实际生活中，在算作资本与不算作资本的东西之间、必需品与非必需品之间，或生产的与非生产的劳动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区别。

　　关于发展的连续之概念，对一切近代经济思想的派别都是共同的，不论对这些派别所发生的主要影响是生物学的影响——如赫伯特·斯班塞的著作所代表的；还是历史和哲学的影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和欧洲大陆及其他地方新近发生的伦理历史研究所代表的。这两种影响左右本书所表明的观点之实质，比其他任何影响为大；但是这些观点在形式上却最受连续性的数学观念之影响——如古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所代表的。古尔诺告诉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个经济问题的各种因素不是被看作以联锁的因果关系逐一决定的，如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等等，而是将它们看作互相决定的。大自然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把这种作用说成是简单的，并设法以一系列的基本命题来阐明它，毕竟没有什么好处。

　　在古尔诺和屠能的启发下（后者的影响较小），使我对以下的事实大为重视：在精神和物质世界中，我们的对自然的观察，与总数量的关系没有与增加量的关系那样大；特别是，对一物的需要是一个连续的函数，这物的“边际”加量在稳定的平衡下，为它的生产费用的相应增加所抵消了。如果没有数学符号或图表的帮助，我们要完全明了这一方面的连续性是不容易的。使用图表并不需要特殊知识，而且图表比数学符号往往更能正确地和容易地表明经济生活的情况。在本书的脚注中应用图表作为补充说明。正文中的论断从不使用符号和图表，它们是可以省掉的。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借助于它们，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原理就能得到更为明确的理解；

　　而且对于许多属于纯理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一旦知道应用图表的方法，就不愿再用其他方法去解决了。

　　纯数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用途，似乎在于帮助一个人将他的思想的一部分迅速地、简短地并正确地记下来供他自己之用：并使他确信他对他的结论已有足够的——仅仅是足够的——前提（这就是说，他的方程式与他的未知数在数字上恰好相等）。但是，当我们必须使用许多符号时，除了作者自己之外，任何人都觉得非常麻烦。古尔诺的天才虽对于得到他的启发的人必然给予一种新的智力活动，才能与他相似的数学家们虽可使用他们得意的方法为他们自己扫清道路，以达到经济理论中那些只是外表才被提到的困难问题的一部分之中心；但是，经济学说改成冗长的数学符号之后，是否有人会细心阅读不是由他自己改写的这种数学符号，似乎还有疑问。然而，在数学语言的应用中已经证明对我自己的目的最为有用的一些范例，已被合在一起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

　　1890年9月

天方夜谈

经济学原理--原著第八版序言

原著第八版序言

　　　本版是第七版的再版，仅在细小的问题上有些更改，而第七版差不多是第六版的再版。本版的序言与第七版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本书的第一版中，含有在适当时间内出版第二卷以完成本书的诺言，到现在已有三十年了。但是，我订出的计划规模太大了，由于现代的工业革命在发展的速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之前的变化，这个计划的范围——尤其是现实的方面——就随着它的推动而日益扩大了。所以，不久我只得放弃以两卷完成本书的希望。我的随后的计划曾经不止一次地进行更改；一部分因为形势的发展，一部分因为我有其他工作要做以及精力的衰颓。

　　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工业与贸易》实际上是本书的继续。

　　第三本（关于贸易、金融和工业的将来）则高深得多了。我打算尽我力之所及，在这三卷书中研究经济学的一切主要问题。

　　所以，本书仍然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入门的书；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一切方面——类似研究经济学的基础的作品——罗雪尔及其他经济学家把这类作品放在他们所写的关于经济学的几卷书籍中的最前面。本书不涉及通货、市场组织这一类的特殊论题，至于工业组织、就业和工资问题这一类论题则主要是研究它们的正常状态。

　　经济进化是渐进的。它的进步有时由于政治上的事变而停顿或倒退，但是，它的前进运动决不是突然的；因为，即在西方和日本，它也是以部分自觉与部分不自觉的习惯为基础。天才的发明家、组织者或财政家虽然似乎可以一举而改变一个民族的经济组织，但是，他的不纯然是表面的和暂时的那一部分影响，一经研究就可知道，也不外乎是使得久已在准备中的广泛的建设性的发展达到成熟而已。在大自然的表现中，那些最常发生的、而且是如此井井有条以致能被仔细观察和精密研究的表现，是其他大多数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同时，那些时作时辍的、罕见的和难以观察的表现，则常留到以后阶段再进行特殊的研究。“自然不能飞跃”这句格言，对于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之书尤为适合。

　　上述两类不同的表现之对比，可从大企业的研究之分配于本书和《工业与贸易》中得到例证。如果任何产业部门对新的企业提供了公开的机会，这种企业发展成为第一流的企业，而过了相当时期也许又衰落了，这个产业部门中的正常生产费用就能根据“一个代表性企业”的情况来估计，所谓代表性企业就是享有很大一部分的内部经济——这种经济属于组织良好的个别企业所有——，和由于整个区域的共同组织而产生的一般或外部经济。这种企业的研究属于研究基础之书的范围是适当的。基础稳固的在政府部门或大铁路公司手中之独占事业，调整它的价格所依据的原理，诚然主要是为它自己的收入打算，但多少也考虑它的顾客的利益，这种原理的研究属于研究基础之书的范围也是适当的。

　　但是，当托辣斯正力图控制一个广大市场时，当利害相共的团体正在建立和解散时，尤其当任何特定的企业之政策方针不光是受着眼于它自己营业的成功的思想的支配，而是服从大的股票市场的操纵或某种控制市场的运动时，正常的活动就退避三舍了。这种问题在研究基础的书中是不能适当地研究的，它属于研究上层建筑的某一部分之书的范围。

　　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

　　但是，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这个事实以及本书中特别注意的近代生活的正常状态，都含有本书的中心概念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之意。但是，事实上本书始终是研究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然而，我们要研究的力量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作出若干局部的解答，以辅助我们主要的研究。这样，我们首先单独研究某一特殊商品的供求和价格的初步关系。我们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这种科学的方法早在科学发生之前就已存在了，自古以来明达的人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困难问题，就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这个方法了。

　　到了第二阶段，在原来被假定不起作用的那些力量中，有较多的力量发生作用：特殊种类的商品之需求和供给的条件之变化开始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开始对这些条件之复杂的相互作用加以观察。渐渐地，动态问题之范围扩大了，而暂时的静态的假定之范围缩小了；最后就接触到国民收益分配于许多不同的生产要素这一重大的中心问题。同时，动态的“替代”原理经常发生作用，使任何一类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间接地受到其他要素的供求发展的影响，即使这些要素是属于毫无关联的产业部门。

　　这样，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论为好为坏都不得不要求变化和进步的人类。片断的静态假定，是被用来暂时辅助动态的——或不如说是生物学的——概念。但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即使只在研究它的基础时也是这样。

　　在社会历史中曾有各个阶段，而在这些阶段中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收入之特点，支配了人类的关系；这些特点也许会重点占优势。但在现代，新土地的开发，加上水路运费的低廉，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这是按照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使用报酬递减这个名词的意义而说的，那时英国劳动者每星期的工资往往低于半蒲式耳上等小麦的价格。但是，如果人口的增长即使按现在增长率的四分之一长久继续下去的话，则从土地的一切用途（假定和现在一样不受当局的限制）上所得的总地租价值，也许会超过从其他一切形式的物质财产所获得的总收入；即使到那时这些财产也许会体现等于现在二十倍的劳动，仍是如此。

　　在本书的历次再版中（一直到第八版）日益注重上述的事实；并日益注重以下这个有相互关系的事实：在每个生产和贸易部门中，都有一个边际，在那边际之内，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使用量的增加，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有利的；但是，超过了这个边际，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再有增加，就会产生递减的报酬，除非需要有增加，同时要与某一生产要素合用的其他生产要素随着也有适当的增加。对于以下这个补充的事实也同样地日益注重：这个关于边际的概念不是一律的和绝对的：它是随着所研究的问题的条件而变化的，特别是随着与它有关的时间之长短而变化。关于它的法则是普遍的，即：

　　（1）边际成本并不决定价格；（2）决定价格的力量之作用，只有在边际上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3）必须依据长期以及持久的结果来研究的边际，与必须依据短期以及一时的波动来研究的边际，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是不同的。

　　边际成本的性质之不同，的确造成了以下人所共知的事实：在一个经济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中，那些不易探知的结果比那些表面的、引起粗心的观察者注意的结果，往往更为重要，而且处于相反的方向。这是在过去的经济分析上所存在的和感到麻烦的主要困难之一；这种困难的全部重要性，恐怕还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而在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之前，我们也许要做比现在多得多的工作。

　　在经济学的材料之极其不同的性质所容许的范围内，这一新的分析法逐步地和尝试地力图把小量增加科学（通常称为微分学）的方法用之于经济学。近代我们之所以已能对自然的性质加以控制，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得力于这种方法。这种新的分析法仍然是幼稚的；它没有独断之见，也没有正统的标准。它还没有经历充分的时间以获得一套完全确定的术语；所以关于名词的最适当使用和其他附属问题的意见分歧，正是正常发展的标志。可是，事实上，在用这个新方法积极地从事研究的人之中，尤其是在曾经学习过物理学上较为单纯和明确、因而较为高深的问题的人之中，对于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表现了显著的和谐与一致。这个方法对于经济研究上它所适合的虽不多，但重要的部分，居于支配地位，不必等到下一代，大概就不会再有争论了。

　　在本书历次再版的各阶段中，我妻都给我帮助和提示。每版都极其得力于她的建议、关心和见解。凯恩斯博士和普赖斯先生校阅了第一版，对我帮助很大；福拉克斯先生也为我出力不少。在各版中的某些地方，在特殊问题上给我帮助的许多人之中，我要特别感谢艾希利、凯南、埃杰沃斯、哈佛菲耳德、庇古与陶西格诸位教授；以及贝里博士、法伊先生和已故西季威克教授。

　　1920年10月于剑桥曼第诺莱路六号寓所

天方夜谈

经济学原理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

　　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因为人的性格是由他的日常工作，以及由此而获得的物质资源所形成的，任何其他影响，除了他的宗教理想的影响以外，都不能形成他的性格。世界历史的两大构成力量，就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尚武或艺术精神的热情虽然在各处曾经盛行一时，但宗教和经济的影响无时无地不是居于前列；它们差不多一直是比其他一切影响合在一起还要重要。宗教的动机比经济的动机更为强烈，但是它的直接作用，却不像经济动机那样普遍地影响人类生活。因为一个人心情最好的时候，他的思想中大部分时间总是充满了关于谋生的事情；在那个时间里，他的性格就由于他在工作中运用他的才能的方式、他的工作所引起的思想和感情以及他与他的同事、雇主或雇工之间的关系而逐渐形成起来了。

　　而且一个人收入的多寡，对他的性格所发生的影响，常常不弱于（即使稍差一些）获得收入的方法所发生的影响。一个家庭每年收入是一千镑还是五千镑，对于这个家庭的生活富裕情况也许关系不大；但是如果收入是三十镑还是一百五十镑，那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因为有一百五十镑，这个家庭就可以获得维持美满生活的物质条件，而有三十镑却不能获得这些条件。的确，在宗教、家庭情感和友谊方面，就是穷人也可以找到发挥许多才能的机会，这些才能是无上快乐的源泉。但是，极端贫困的环境，尤其是在环境拥挤不堪的地方，总会削弱较高的才能。那些被称为我们大城市中的贱民的人，很少有寻求友谊的机会；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文雅和宁静，甚至对家庭生活的和谐也很少理解；而且宗教力量也常常达不到他们那里。毫无疑问，他们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不健康，虽然部分是由于贫困以外的其他原因，但贫困却是主要原因。

　　并且除了这些贱民之外，在城市和乡村中，还有许多人是在缺乏衣、食、住所的情况下长成的；他们幼年就失学，以便出去工作，挣工钱度日；此后他们就以营养不足的身体长时间地做使人疲劳的工作，因此没有机会发展他们较高的智力。他们的生活一定是不健康或不愉快的。他们以爱上帝和人类为乐事，他们甚至还许有某种自然的情感方面的修养，所以他们所过的生活可能比许多有较多物质财富的人的生活更为充实。不过，话虽如此，他们的贫困对他们总是一种巨大的而且差不多是纯粹的祸患。即使当他们健康的时候，他们的疲劳往往等于痛苦，而他们的欢乐又是很少的；到了生病的时候，贫困所造成的痛苦就要加重十倍。虽然一种知足常乐的精神或可使他们安于这些苦难，但是还有许多别的苦难，这种精神却无法使他们甘心忍受。过度工作和教育不足、疲乏和忧郁、没有安静和没有空闲，他们就没有尽量发挥他们智力的机会。

　　虽则有些常常与贫困同来的苦难，并不是贫困的必然结果；然而，大概说来，“穷人的祸根是他们的贫困”，所以研究贫困的原因，就是研究大部分人类堕落的原因。

　　第二节　贫困是否必然的问题给予经济学以最大的关心。

　　奴隶制度被亚里斯多德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古代的奴隶大概自己也是这样想。人类的尊严是由基督教加以宣扬的，近百年来它受到日益热烈的拥护：但是，只是由于最近教育的普及，我们才开始了解这句话的完全意义。现在，我们终于要认真地来研究：所谓“下等阶级”的存在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就是说，是否必然有许多人生来就注定要做苦工，为别人提供美好和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而他们自己却因贫困和劳苦一点不能分享到这种生活。

　　贫困和愚昧可以逐渐被消灭的希望，的确从十九世纪工人阶级的不断进步的事实中得到很大的支持。蒸汽机减轻了他们许多费力和有害身体的工作；工资提高了；教育已经改良而且已经比较普及；铁道和印刷机使国内各地同一行业的人能易于联系，并且使他们能够从事和实行远大的政策方针；

　　同时，对智力工作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使技术工人迅速增加，现在他们的人数已超过了那些完全不熟练的工人了。以“下等阶级”这个名词的最初意义来说，大部分技术工人已经不再属于这个阶级了，其中有些人所过的生活，已经比即使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大多数上等阶级所过的生活更为美好和高尚。

　　这种进步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人对下一问题加以实际的关心：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机械的劳动的呆板影响，这真是不可能的吗？这个问题正被当代的日益热烈的要求推居前列。

　　这个问题不能完全由经济学来解答。因为这个答案部分要依靠人类本性的道德和政治的才能，经济学家并没有了解这些事情的特别方法：他也必须像别人一样地做，尽他所能去推测。但是，这个答案大部分有赖于经济学范围之内的事实和推论；给予经济研究以主要的和最大的关心，也就是这一点。

　　第三节　经济学大体上是新近才有发展的。

　　我们也许曾经这样期望：一门研究与人类福利有关的这样重要问题的科学，已经引起历代许多最有能力的思想家的注意，到现在已发展到接近成熟了。但事实却是这样：科学的经济学家的人数，与要做的工作的困难相比，总是较少的；

　　因此这门科学差不多仍在幼稚时代。这个事实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学与人类的较大福利的关系被忽视了。的确，一门以财富为主题的科学，许多学者初看起来常是可厌的；因为那些尽力扩大知识范围的人，对于为占有财富而占有财富，是不大关心的。

　　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近代经济学所研究的产业生活状况，以及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方法中，有许多只是新近才发生的。诚然，实质上的变化在某些方面确是没有外形上的变化那样大；近代经济理论比初出现时，有更多的部分能适用于落后民族的状况。但是，作为许多形式变化的基础之实质上的统一性，是不容易看出来的；而且形式上的变化已经有了这样的结果：各时代的作家从他们前辈的著作中所得的益处较少，否则他们或可获益较多。

　　近代生活的经济状况，虽较前代复杂，但在许多方面却比前代的经济状况明确。营业与其他事情分得较为清楚；个人对别人对社会的权利，也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而最重要的是，摆脱了风俗的束缚，以及自由活动、不断的未雨绸缪和不休的进取心的发展，使决定各种东西和各种劳动的相对价值的种种原因，具有新的正确性和新的重要性。

　　第四节　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即当建设性的时候，竞争也没有合作那样有利。但是，近代营业的基本特征是产业和企业的自由、自力更生和未雨绸缪。

　　我们往往这样说：近代产业生活的方式与过去的区别在于它是较有竞争性的。但这样说法是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竞争的严格意义，似乎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人的比赛，特别是关于物品买卖出价方面的比赛。这种比赛无疑地是比过去更为激烈和更为广泛：但这只是近代产业生活的基本特征之次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偶然的结果。

　　没有一个名词能适当地表明这些特征。如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它们是：自己选择方向的某种独立自主和习惯；自力更生；谨慎而敏捷的选择和判断；未雨绸缪和向遥远的目标前进的习惯。这些特征可以而且往往的确使人互相竞争；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使人走上，而且现在的确正在使人走上合作以及各种好的和坏的联合的道路。但是，这种趋于共同所有和共同活动的倾向与前代的大不相同，因为它不是风俗习惯的结果，也不是任何被动地与邻人联合的结果，而是每个人自由选择某种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经过他仔细考虑之后，似乎最适合于达到他的目的，不论这些目的是否为了利己。

　　“竞争”这个名词已经充满了罪恶的意味，而且还包含某种利己心和对别人的福利漠不关心的意思。诚然，前代的产业形式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识的利己心，但也不及近代的具有有意识的利人心。所以，近代的特色是精明而不是自私。

　　例如，当原始社会的风俗扩大了家庭范围，并规定了一个人对他的邻居的某些义务时——这种义务到后代已废除了，它也规定了对陌生人的敌视态度。在近代社会里，出自家庭情感的义务，虽然集中于较为狭小的范围，却变得更为强烈；而对于邻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视同仁。近代的人民平常对待这两种人时，公平和诚实的标准，比原始人民对待他们的邻人的某些方面为低：但比原始人民对待陌生人却高得多了。这样，只有邻居关系是松懈了，而家庭关系在许多方面比从前加强了，家庭情感所引起的自我牺牲和热诚比过去大得多：对陌生人的同情心，是近代以前从未有过的一种有意识的利人心的日见增长的源泉。为近代竞争发源地的那个国家，以它的收入用之于慈善事业，其数额比其他任何用途为大，而且化了两千万元去购买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的自由。

　　历代的诗人和社会改良家，都用关于古代英雄的美德的动人故事，要想鼓舞他们自己时代的人民达到较为高尚的生活。但是，历史记载和当代对于落后民族的观察，一经仔细研究，都不能证实这样的说法：现在的人比从前的人大体上更为苛刻和冷酷；或者说，在风俗和法律任人自由选择方向的时候，从前的人比现在的人往往更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利他人。有些民族的智力似乎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得到发展，也没有近代商人的独创能力，其中有许多人即使与邻居在交易上也斤斤较量，表现了一种有害的聪明。最肆无忌惮地乘人之危的商人，无过于东方的谷物商人和放债者了。

　　再者，无疑地，近代使贸易上的欺诈行为有了新的机会。

　　知识的进步发现了新的鱼目混珠的方法，并使许多新的搀假的方法成为可能。生产者现在与最后的消费者相距很远；他的错误行为不会立即受到严厉的处罚，如果一个人必须生活乃至于老死在他的故乡，当他欺骗了他的邻人时，就要受到这样的处罚。现在欺诈的机会的确是比过去多了；但也没有理由认为，人们比过去会更多地利用这种机会。相反的，近代的贸易方法一方面包含信任他人的习惯，另一方面包含抵抗欺诈行为的引诱的力量，这两点在落后民族之中是不存在的。在一切社会条件之下，虽不乏单纯的真理和个人的忠诚的事例：但是那些曾经要在落后国家建立新式营业的人，感到他们常不能对当地的人委以重要的职位。需要坚强德性的工作比需要优良技能和智力的工作，甚至更不能没有外来的帮助。贸易上的搀假和欺诈行为盛行于中世纪，达到惊人的程度，而我们现在却考虑当时这种错误行为很难不被人发觉。

　　在金钱力量占优势的各个文明阶段中，在没有感觉到仅仅是有形的黄金的压力之前，诗人们在诗文中喜欢描写一个过去的真正“黄金时代”。他们的诗歌描写是美丽的，激发了高尚的憧憬和决心；但这些描写却很少有历史的真实性。许多小地方的居民，欲望单纯，大自然的恩惠对这些欲望的满足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确有时对物质需要几乎毫不关心，而且也不会引起卑鄙的野心。但是，每当我们能洞悉在我们时代中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拥挤不堪的人民的内部生活时，我们就看到比在远处看起来更大的贫困、狭隘和艰难：我们从未看到比今天西方世界所存在的更为普遍和痛苦较少的舒适。所以，我们不应当对构成近代文明的力量加上一个含有恶意的名称。

　　这一含意也加到“竞争”这个名词里去，恐怕是不合理的，但事实上却是如此。其实，当竞争受到非难时，它的反社会的形式变为突出；人们对它是否还有其他的形式则不注意研究，而这些形式对于维持活动力和自发性是如此重要，以致缺少它们恐怕对社会福利是比较有害的。商人或生产者当发觉竞争者以低于使他们能获得很大利润的价格出售货物时，他们对他的这种扰乱行为，便勃然大怒，抱怨受到损失；

　　即使那些购买廉价货物的人，也许确是比他们穷困，他们的竞争者的精力和智谋也许确是有利于社会，他们也不顾了。在许多情况下，“限制竞争”是一个令人误解的名词，它掩盖了生产者的特权阶级的形成，这种生产者往往利用他们的联合力量，阻挠一个有能力的人从低于他们的阶级中力求上进的企图。在遏制反社会的竞争的借口下，他们剥夺了他自创新事业的自由，如果创立了新事业，他对商品消费者所作的贡献，会大于他加于反对他的竞争的那一小群人的损害。

　　如将竞争与为了公众利益而无私工作的有力的合作对比的话，那末，即使是最好形式的竞争也是相对地有害的；至于它的较为苛刻和卑鄙的形式简直是可恨了。在一个人人都十分善良的世界里，竞争就不会存在，不过，私有财产与各种形式的私人权利也都不会存在了。人们只会想到他们的义务，没有人会希望比他的邻人享受较大的生活上的舒适和奢侈。强大的生产者能够易于忍受一点困难，因此他们就会希望他们较为弱小的邻人，虽生产较少而消费较多。他们以这样想法为乐事，就会以他们所有的一切精力、创造力和热烈的进取心，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就会无往不利了。这就是诗人和梦想家所想像的黄金时代了。但是，在负责任地处理事务时，忽视仍然附于人类本性上的种种缺点，实属愚蠢之至。

　　一般的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冒险事业的历史，表明普通的人不能接连长时间地实行纯粹的和理想的利人主义；只有当少数笃信宗教的人的有力的热诚，使得物质上的关心与崇高的信仰相比变为无足轻重时，才有例外。

　　无疑的，即使现在，人们也能作出利人的贡献，比他们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发现，这种潜在的社会资产如何才能最快地得到发展，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但是，他决不应不加分析地对一般竞争加以诋毁：他对竞争的任何特殊表现必须保持中立态度，直到他相信人类本性确是现在这样，遏制竞争比竞争本身决不会发生更为反社会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竞争”这个名词用来说明近代产业生活的特征是不甚恰当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名词，它不含有任何好的还是坏的道德品质的意味，而只是说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近代企业和产业的特征是较能自力更生的习惯、较有远见和较为审慎和自由的选择。没有一个名词能适合于这个目的：但“产业与企业的自由”，或简言之，“经济自由”，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没有较好的名词之前，它是可以被采用的。当然，当合作或联合似乎是达到一定的目的之最好的途径时，这种审慎和自由的选择也许会导致与个人自由的某种背道而驰。至于这些审慎的联合形式会破坏个人自由到怎样程度——它们也是起源于这种自由的，以及会有助于公共福利到怎样程度的问题，已在本书的范围之外了。

　　第五节　关于这些特征和经济学发展的概述，已从本篇移至附录一和附录二。

　　在本书的前几版中，这一章绪论之后还有两篇短文：一篇是关于自由企业的发展，以及一般地说明经济自由的发展的，另一起是关于经济学的发展。它们虽然经过紧缩，也不足称为有系统的历史；它们只想说明经济结构与经济思想发展到现在地位的过程中某些重大事件而已。现在这两篇短文已被移到本书末的第一和第二附录中去了，一部分因为它们的全部意义要到对经济学的主题有了相当认识之后才能彻底明了；一部分因为自从它们最初写成后的二十年来，对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在高等教育中应占的地位，公众的意见已经大有发展了。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需要强调这样的说法：现代经济问题的主题，有许多是取自近日的技术和社会的变化，这些问题的形式和紧要性无一不与大多数人的有效的经济自由有关。

　　许多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与他们家奴的关系是真诚的和合于人道的。但是，即在阿迪卡，大多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的福利，并不被看作是市民的主要目的。生活的理想虽然高尚，但只与少数人有关：价值学说在近代是极其复杂的，那时这种学说也能想得出来，像现在所能想出来的一样，只要当时一切手工的工作差不多都能为自动的机器所代替就行了，这种机器只需要使用一定数量的蒸汽力和原料，而与一种美满的市民生活的要求是无关的。近代经济学的许多内容，在中世纪的城市里或许的确已被预先见到，在那里，一种聪明和敢为的精神首先与坚忍的勤劳结合起来。但是，中世纪的城市却不能安静地创立它们的事业；世界必须等待新的经济纪元的到来，直到全国人民都准备接受经济自由的考验。

　　尤其英国是逐渐准备做好这一工作的；但是，将近十八世纪之末，向来是缓慢和渐进的变化突然变为迅速和强烈了。

　　机械的发明、工业的集中，以及为远地市场大规模生产的制度，打破了旧的工业传统，使每个人能尽量自由地论价；同时，它们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但在工厂和作坊里的仅可立足之地以外，并没有为增加的人口准备安身之处。这样，自由竞争，或不如说是工业和企业的自由，便如巨大不驯的怪物，横行无忌了。那些能干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商人，滥用他们的新力量，引起了各方面的罪恶；它使母亲们担任对她们不适合的职务。它加重了孩子们的过度工作和疾病，而且在许多地方使民族堕落了。同时，救贫法（poorlaW）的善意的草率比工业纪律的残忍的草率，甚至更足以降低英国人的道德和身体的力量：因为救贫法剥夺了人们的使他们能适合事物的新秩序的那些能力，它便增加了因自由企业的到来所造成的害处，并减少了它所造成的好处。

　　但是，当自由企业表现为一种反常地冷酷的形式的时候，却正是经济学家们对它最加颂扬的时候。这是一部分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而我们这一代却大都忘记了，已为自由企业所代替的风俗和严厉法令的束缚的那种残酷；一部分因为当时英国人的一般倾向，都认为除了丧失安全之外，以任何代价享有一切自由——政治的和社会的，都是值得的。但是，一部分也因为自由企业给予英国的生产力量，是它抵抗拿破仑获得胜利的唯一手段。所以，经济学家们的确不是将自由企业当作是一件纯粹的好事，而只认为比当时所能实行的限制较少流弊而已。

　　自由企业的思想主要是中世纪的商人所首倡的，十八世纪后半期的英法哲学家继续加以发扬，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便依据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自由企业的作用的理论（或如他们自己所说，自由竞争的理论），这种理论包含许多真理，其重要性或将永存于世。他们的著作在它所涉及的狭隘范围内是极其完美的。但它的精华大部分包括关于地租和谷物价值的问题——当时英国的命运似乎正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但李嘉图以特殊方式所解决的其中许多问题，对于现在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在他们其余的著作中，有许多因过于注意当时英国的特殊情况，而变为范围狭窄了；这种狭窄性已经引起了一种反应。所以，现在当较多的经验、较多的空闲和较大的物质资源，已使我们能够对自由企业稍加控制，并能减少它的为害的力量和增大它的为善的力量的时候，在许多经济学家之中，反产生了一种对它的厌恶之心。有些人甚至喜欢夸大它的害处，并将愚昧和痛苦的原因也归之于它，其实，愚昧和痛苦是已往年代暴政和压迫的结果，或是对经济自由的误解和误用的结果。

　　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他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同时进行研究，他们对他们的研究抱着探求真理的不偏不倚的愿望，甘愿经历长期和繁重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科学结果。意志、性情、训练和机会的不同，使他们的工作方法各不相同，并使他们对于问题各部分的着重点也各不相同。他们都或多或少要收集和整理关于过去和现在的事实以及统计数字；他们都要根据手中的事实或多或少地进行分析和推论：不过有些人对前一工作较有兴趣，有些人觉得后一工作较有吸引力。然而，这样的分工在目的上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他们的工作都丰富了那种使我们能够了解谋生之道和生计的性质对于人类生活的特性和旨趣发生种种影响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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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第二章　经济学的实质

第二章　经济学的实质

　　第一节　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对活动的动力和对活动的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能用货币来约略地衡量。这种衡量仅指它们的数量而言。动机的质量，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在性质上是无法衡量的。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每个稍有可取之处的人，在从事营业时都具有较为高尚的性格；在营业方面，像在别处一样，他也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崇拜的影响。的确，最有能力的发明家，和进步的方法与工具的组织者之所以发挥他们最好的精力，是因为受到高尚的好胜心的鼓舞，并非完全因为爱好财富的缘故。不过，话虽如此，日常营业工作的最坚定的动机，是获得工资的欲望，工资是工作的物质报酬。工资在它的使用上可以是利己地或利人地用掉了，也可以是为了高尚的目的或卑鄙的目的用掉了，在这一点上，人类本性的变化就发生作用了。但是，这个动机是为一定数额的货币所引起的，正是对营业生活中最坚定的动机的这种明确和正确的货币衡量，才使经济学远胜于其他各门研究人的学问。正像化学家的精良天秤使得化学比其他大多数自然科学更为精确一样，经济学家的这种天秤，虽然现在还很粗糙和不完善，也使得经济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更为精确。但是，经济学当然不能和精密的自然科学相比：因为它是研究人类本性的不断变化和细微的力量。

　　经济学比别门社会科学有利之处，似乎是由下一事实产生的：它的特殊的工作范围，使它比其他任何一门学问具有采用精密方法的较大的机会。它主要是研究那些欲望、憧憬和人类本性的其他情感，它们的外部表现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成为活动的种种动力，以致这些动力的力量或数量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估计和衡量；因此，对这些动力就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了。当一个人的动机的力量——不是动机的本身——能用他为了得到某种满足正要放弃的货币额，或者用刚好使他忍受某种疲劳所需要的货币额，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

　　指出以下一点是重要的：经济学家并不能衡量心中任何情感的本身，即不能直接地来衡量，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它的结果来衡量。即使一个人自己在不同时间的心情，他也不能准确地互相比较和衡量。至于别人的心情，除了间接地和推测地从它的结果来衡量外，是没有人能够衡量的。当然，有些情感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而有些则属于较低的本性，因此种类不同。但是，即使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仅仅是同一种类的物质愉快和痛苦，我们感到也只能从它们的结果来间接地比较。其实，除非这种愉快和痛苦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否则，即使这种比较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是推测的。

　　例如，两个人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是不能直接比较的；

　　既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从吸烟中所得到的愉快，也是不能直接比较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对他有的几个便士用于买一支雪茄烟，还是买一杯茶喝，还是坐车回家，犹豫不决，我们便可按照常例说，他从这三件事上能得到同样的愉快。

　　因此，如果我们要想比较即使是物质的满足，我们也不能直接比较，而必须间接地从这种满足对活动所提供的动力来比较。如果要得到两种愉快之中任何一种愉快的欲望，会诱使环境相同的人各去做刚好是一小时的额外工作，或是诱使身份相同和财产相同的人各为这一小时工作付出一个先令的话，则我们可以说，为了我们研究的目的，这两种愉快是相等的，因为要得到愉快的欲望，对于情况相同的人而言，是激发活动的同样强有力的动力。

　　这样，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样，我们用激发活动的原动力或刺激物来衡量一种心情，虽然在我们所要考虑的动机中，有些属于人类的较高本性，有些属于人类的较低本性，但也不会引起新的困难。

　　因为，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几种小的满足之间犹豫不决，过了一会他忽又想到在他的归家途中会遇到一个贫穷的病人；他花了一些时间才决定究竟是为自己选择一种物质满足，还是去做一件善事，以他人之乐为乐。因为他的欲望时而这样，时而那样，他的心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哲学家必须研究这种变化的性质。

　　但是，经济学家研究各种心情，是通过心情的表现，而不是心情的本身；如果他觉得不同的心情对活动提供相等的动力的话，则他为了研究的目的便把这些心情当作表面上是相等的。其实，他所用的方法，和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常做的一样，不过较有耐心和思想，较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不打算去衡量人类本性的高级情感与低级情感的真正价值，也不去比较对美德的爱好与对美味食物的欲望。他从结果来估计激发活动的动力，正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样。他遵循平常谈话所采取的途径，所不同的只是在于：在他进行研究时，在弄清楚他的知识的范围方面更为谨慎小心而已。他从在一定情况下对一般人的观察中，得出他的暂时性的结论，并不打算探求个人的心理和精神的特征。但是，他也不忽视生活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相反的，即使在经济研究的较狭的用途方面，了解占有优势的欲望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种坚强和正直的性格，也是重要的。在经济研究的较广的用途方面，当这种研究被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的时候，经济学家也像别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并考虑各种满足的实际价值的差异，这些满足是对活动的同样有力的动力，因为具有相等的经济价值。这些价值的研究只是经济学的起点。但这种研究确是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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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同一先令所衡量的动力对穷人比对富人为大的计算：但经济学通常寻求不受个人特性影响的广泛结果。

　　用货币来衡量动机，还有几种其他的限制要加以研究的。

　　第一种限制的发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满足，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之下多寡不同。

　　即使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一个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其他满足），也许在一个时候比另一时候为大；这因为他所有的金钱，也许时多时少，或者因为他的感觉可以发生变化的缘故①。同样的事件，对于经历相同、外表相似的人所发生的影响，也常有不同。例如，当一群城市里的小学生到乡村里去度一天假日的时候，恐怕他们之中不会有两个人由此获得种类相同、强度相等的愉快。同样的，外科手术施于不同的人，造成不同程度的痛苦。父母对于子女，就我们所能说的，当然是同样慈爱的，但对爱子的夭折，父母的悲痛也大有不同。

　　有些人一般是不很敏感的，但却特别容易感到特殊种类的愉快和痛苦；同时，本性与教育的不同，可使一个人对苦乐的全部感受力比别人大得多。

　　所以，如果说任何有相同收入的两个人，都能从它的使用上得到同样的利益，或者说收入同样减少，他们就会受到同样的痛苦，都是不妥当的。从每年收入都是三百镑的两个人中各征一镑税的时候，虽然每人都要放弃一镑价值的愉快（或其他满足），这是他能最容易放弃的，也就是说，每人将要放弃刚好是一镑对他所衡量的东西；但是，每人所放弃的满足的强度，却不一定是相等的。

　　虽然如此，如果我们所取的平均数非常广泛的话，足使各人的个人特性互相抵消，则有相同收入的人，为了得到一种利益或避免一种损害将要付出的货币，确是这种利益或损害的良好的衡量。假如有一千个人住在设斐尔德城，另有一千人住在利兹城，每人每年约有一百镑收入，对他们都征一镑的税；我们可以相信，这一镑的税在设斐尔德城将造成的愉快的丧失或其他损害，与它在利兹城将要造成的具有大约相同的重要性：如使他们的收入都增加一镑的话，则这两个地方就会得到相等的愉快或其他利益。如果他们都是成年男子，从事同一行业，因为可以推测在他们的感觉和性情上、兴趣和教育上也大致相同，则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并对这两个地方的每年有一百镑收入的一千个家庭中每个家庭因减少一镑的收入所引起的愉快的丧失，加以比较的话，则这种可能性也毫不减少。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下一事实：使一个穷人对任何东西付出一定的代价，比使一个富人需要有较强的动力。对于一个富人而言，一先令所衡量的愉快或任何满足，比一个穷人为小。一个富人对是否花一个先令只买一支雪茄烟犹豫不决时，他所考虑的种种愉快较一个穷人为小，而这个穷人却在考虑是否花一个先令去买可供他一月之需的烟草。每年有三百镑收入的职员下雨时坐车去上班，而每年只有一百镑收入的职员，在雨下得更大的时候，仍是步行上班；因为，乘电车或公共汽车的费用所衡量的利益，对穷人比对富人较大。穷人如果用掉了那笔车费，以后他将因缺少这笔钱而受到较之富人的感受为大的痛苦。在穷人的心目中，车费所衡量的利益，比在富人的心目中所衡量的为大。

　　但是，我们如能考虑大多数人的活动和动机时，造成这种差错的来源也会减少的。例如，如果我们知道，一家银行的倒闭使利兹城的居民损失二十万镑，使设斐尔德城的居民损失十万镑，我们就很可相信，在利兹城所造成的损失，比在设斐尔德城大一倍；除非我们确有某种特别理由，相信一城的银行股东比另一城的股东是一个较为富有的阶级；或者相信银行倒闭对两个城市的工人阶级所造成的失业的比重不同，情况才不是这样。

　　在经济学所研究的事件中，绝大多数是以大约相同的比例影响社会上一切不同的阶级；因此，如果两件事情所造成的愉快的货币衡量相等的话，则认为这两件事情的愉快多寡相同是合理的，也是合于平常习惯的。更进一步说，如从西方世界的任何两个地方，毫无偏见地抽出两大群人，他们会将金钱以大约相等的比例，作为生活的较为高尚的用途，因此甚至就有这样一种表面上的可能性：他们的物质资源如有相等的增加，他们生活的美满和人类的真正进步也将有大约相等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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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

　　再说到另外一点，当我们以活动来衡量欲望，而欲望成为激发活动的动力时，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的，而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在这一点上，像在其他各方面一样，经济学把人看作正像他在日常生活中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预先考虑每一活动的结果，不管它的推动力是出自人们较高的还是较低的本性。

　　现在，经济学特别关心的生活的一面，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深思熟虑、且在他未做一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它的利害得失的一面。而且，在他的生活的这一面上，当他确是遵照风俗习惯，暂时对一事不加考虑就去做的时候，风俗习惯的本身差不多一定是精密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中的利害得失的产物。一般不会有像资产负债表上借贷两方的任何正式的计算：但在人们一天工作完毕回家的时候，或者是在社交场合便会互相谈说：“这样做不合适，那样做就好了”，等等。使一件事比另一件事做得较为适合，不一定是为了自私的利益，也不一定是为了物质的利益；而且常会这样辩解说：“这个或那个办法虽然省了一点麻烦或一点钱，但对别人是不公平的”，以及“它使人看起来卑鄙”或“它使人感到卑鄙”。

　　的确，在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习惯或风俗，当它在别种情况下影响活动时，在努力与因努力而达到的目的之间，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关系。在落后国家里，仍有许多风俗习惯，类似使禁闭中的海獭自己筑堤的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在历史家看来是充满深意的，而且立法者必须加以考虑。但在近世的营业事务中，这种习惯很快就消失了。

　　这样，人们生活中最有系统的部分，通常就是他们谋生的那一部分了。凡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一切人的工作，都能被仔细观察；因而对这种工作就能作出一般的说明，并能用与其他的观察的结果作比较，来检验这种说明是否真实可靠；

　　关于对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动机所需的货币或一般购买力的多寡，也能作出数字的估计。

　　不愿延迟享乐，以留作将来之用的这种心理，是用积累的财富所生的利息来衡量的，而利息正是为留作将来之用提供了足够的动力。然而，这种衡量却有某些特殊的困难，必须等到以后再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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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绑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

　　在这里，像在别处一样，我们必须记住：赚钱的欲望本身并不一定是出于低等的动机，即使赚来的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是如此。金钱是达到目的之一种手段，如果目的是高尚的话，则对这种手段的欲望也不是卑鄙的。假如一个青年努力工作，并尽量节省，为了以后能自己负担进大学读书的费用，他是渴望获得金钱的；但这种渴望之心是并不卑鄙的。简言之，金钱是一般购买力，且被奉为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的手段。

　　这样，“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虽属确实，但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货币或物质财富是被当作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的缘故，甚至也不是因为它被当作对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主要课题的缘故，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它是大规模地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便利的方法。如果已往的经济学家弄清楚了这一点的话，则他们就会避免许多可悲的误解；卡莱尔和拉斯金两人关于人类努力的正确目标和财富的正当使用之明训，就不会因为其中对经济学的痛加攻击而有所减色了，而这种攻击却是基于错误的意见：相信经济学除了研究对财富的利己欲望之外，与任何动机无关，甚至认为经济学强调了一种卑鄙的利己政策。

　　再者，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因为，即使生活中最纯粹的营业关系也是讲诚实与信用的；其中有许多关系即使不讲慷慨，至少也没有卑鄙之心，并且具有每个诚实的人为了洁身自好所具有的自尊心。其次，人们借以谋生的工作有许多本身是愉快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使人对更多的工作感到愉快，是有道理的。的确，即使初看起来似乎是索然无味的营业工作，由于它对发挥人们的才能和争胜与争权的本能，提供了机会，也往往产生很大的愉快。因为，正像一匹比赛中的马或一个运动员，竭尽全力胜过他的竞争者，并对这种紧张感到愉快一样；一个制造商或一个商人，受到胜过他的竞争者的希望的鼓舞，比受到增大他的财产的欲望的激励，也往往是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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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续前。

　　经济学家的工作的确总是要仔细考虑，吸引人们去谋求某种职业的一切利益，不论这些利益是否表现为货币的形态。

　　如果其他情况不变的话，则人们将会喜欢一种不必弄脏双手、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等等的职业；这些利益对每一个人的影响的确不完全一样，但影响大多数人，却差不多是一样的，因此，这些利益的吸引力就能用货币工资来估计和衡量，而它们是被当作与货币工资相等的。

　　其次，要得到周围的人的赞美、避免这些人的藐视的欲望，也是对活动的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对于任何一类人，往往发生大致相同的作用；虽然局部和暂时的情况不但对这种求誉欲望的强度大有影响，而且对赞美别人的那些人的种类，也大有影响。例如，一个自由职业的人或一个技术工人，对于来自同一行业的人的毁誉，会是非常敏感的，而对于其他的人的毁誉，则不甚介意了；如果我们不注意观察这一类动机的方向，并精密估计它的力量的话，则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就会变为完全不真实了。

　　在一个人要做似乎会有利于他的同事的事情的欲望中，也许会有一点利己的念头在内，因此，在他希望他的家庭在他生前和身后都能兴旺发达的欲望中，也会包含个人的自尊心的因素在内。但是，家庭情感一般仍是利人主义的一种纯粹的形式，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关系本身是有一致性的话，则家庭情感的作用恐怕就表现不出什么规律性来。事实上，家庭情感的作用是相当有规律的；经济学家总是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尤其是关于家庭收入在家人之间的分配、为孩子们准备将来事业的费用以及积累他所赚来的财富留作身后之用等问题。

　　因此，这不是缺乏意志而是缺乏力量，使得经济学家不能考虑这类动机的作用，如果采取很广泛的平均数的话，则某些种类的慈善活动就能用统计表来说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被归纳为规律，经济学家对此是很欢迎的。因为，像这样变化无常和不规则的动机，的确是很少的，不过，借助于广泛和耐心的观察，关于这种动机的某种规律是能被发现的。

　　即使现在，相当准确地预言家道小康的十万英国居民将会捐助给医院和教堂及传道会的捐款之数，也许是可能的；只要能这样做，对于医院护士、传教士及牧师的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作经济上的研究，就有基础了。然而，以下一点恐怕常是确实的：责任感和对邻人之爱所激起的那些活动，大多是不能分类、被归纳为规律和加以衡量的；因为这个理由——并非因为这些活动不是基于利己心的缘故——经济学的方法才不能用之于这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