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让生活更绝望？

边城一刀

富士康跳楼事件不但在中国社会引发多方面的议论，也掀起一番反思潮，与之前的连环杀童事件一样，各种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都被触及，但跳楼事件更多了经济与国家发展、城市发展等等的层面，甚至媒体、资本家和政府的角色。

　　由于跳楼者集中于一家公司一个工厂，因此富士康成了必须回答种种问题的考生。只是人们也在问，严格管理、密集生产出货、高频率加班等等现象，只存在于富士康吗?

　　把问题关注在年轻一代的心理素质、社会安全网，都没有错，也都是一个社会和政府应该持续加强的地方。

　　但是一些媒体指出的另一面事实，更可能是问题的根源。《新民周刊》引述台资代工厂的高管说法，指出所谓“血汗工厂”的背后，其实是跨国企业下单条件的严苛，无论苹果、惠普、戴尔还是其他，代工厂的毛利率一般只有5到8个百分点。

　　一名在深圳经营工厂的新加坡人告诉笔者，他们工厂所收的国际大单，一张就可能是两三千万美元，听起来很壮观，但是利润只有2%。接还是不接?利润低之外，要求也苛刻，迟交货、有瑕疵，都会被罚钱。

　　台资代工厂高管认为，跨国企业有强大的稽核队伍，对代工厂的运作和各国就业市场和法律体系非常熟悉，却决定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核算人力成本给代工厂，是造成工人收入无法提高的结构性原因。

　　对那些没有最低工资的国家，劳动者处境的严酷更可以想见。

　　富士康这种规模的代工厂，还可以靠大量生产取胜;规模小一点的，一批货做到头，要保住利润，能不严格控管吗?管理稍有不善，就要直接导致亏损。

　　许多台湾工厂最终决定走上开发品牌的道路，自然也是看中品牌所创造的真正利润。富士康以超级的规模继续在全球称霸代工这一行业，当然有它杀退竞争者的诀窍，不管这叫半军事化或者什么，它终究还是要依赖杀价、降低利润等竞争手段，因为竞争对手的品质控制也会一样好，而国际大厂最终所追求的，还是利润。

　　中国大陆普遍的类似工厂，大约都以不足1000元人民币的基本工资招揽社会底层的员工。这即使在西部地区也是很难生活得有尊严的收入，所以进工厂不可能不加班，但是工厂分两班或三班还是有差别，24小时的工厂一般还是分三班，之外叫加班，但两班制的12小时之后还加班，就很难让人相信那是个体恤的工厂。

　　如果工人比较能接受的收入，代价是以工作、操作机器为唯一活动，那么心里藏着的魔鬼难免要找时间出现了。

　　工厂做得超级大，会被地方政府敬若神明，多数舆论也会把它看成企业典范，甚至是一种可以引进管理学课堂的成功案例，而不会想到它有问题。

　　资深媒体人曹景行认为， 2006年当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指出富士康管理的问题却被控告时，以员工生命为代价的悲剧其实就已经在酝酿，因为当时的结果是媒体的指控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和调查改进。

　　这可能也使中国劳工处境错失了一个改善的良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已经超过一个世代，多少个连子女都不知道父母是怎么富起来的家庭早已经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富裕国家，“世界工厂”的流水线应该有更完善更符合工人利益的督促与监管，保障“让大部分人慢慢富起来”的机会。

　　跨国企业嗜血?大工厂无良?但他们都要在政策底下才能运作。流水线流的是快乐的活水还是冷漠的鲜血，都要政治决心作主。

作者：陈迎竹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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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看来应该让利了，才能多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