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劳资博弈的制度基础

CSRA · 发表于 2010-7-20 1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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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日，对于低工资收入群体来说，似乎成了个从天而降的大日子：就在这一天，北京、河南、陕西等省市同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在20%以上。据统计，今年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省区市共有27个。

　　本来，这不应成为如此引人关注的新闻事件。早在1994年我国的《劳动法》中，就已经规定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2004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过去两年中，为了帮助企业渡过全球金融危机的难关，各地基本没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所以今年形势好转以后，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考虑到富士康事件、南海本田事件等个案的发生，以及2008年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以后劳资纠纷增多的大背景，此次最低工资标准的密集上调就有了独特意味。

　　除了企业，媒体几乎是一片叫好声，认为劳动者，或者准确地说是最低收入劳动者，待遇得到了提高，可以更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了。一些专家也认为，应该逼迫唯利是图的资本拿出部分“超额利润”来提高员工工资，调高最低工资还可以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内需扩大，实为利国利民之举。

　　欢呼声中，不期然踏入了误区：最低工资标准居然成了保护劳工权益的利器!那些政策解读者，居然忽略了最低工资制度的本质。

　　国内外设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管其具体计算方式如何，内涵还是基本确定的，即为了保证劳动者自身生存及养家糊口之必需，是“最低”标准，而不是“标准工资”。我国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应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而各地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也都远远低于本地平均工资水平。如北京市调高后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960元，仅为上年全市平均工资水平的25.8%;深圳目前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100元，为上年平均工资水平的25.8%。假如有太多的企业把最低工资作为标准工资，岂不正说明存在严重问题?

　　如果最低工资标准定得过高，导致众多企业难以承受，但为了不违法，只能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标准工资，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会导致企业裁员、用机器替代人工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降低社会就业水平;而如果最低工资标准定得并不高，但还是有众多企业亦步亦趋地拿最低工资作为标准工资，那正说明目前的劳资关系是不平等的，资方掌握着定价权，而劳方只能被动接受却全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最低工资标准就客观上给这种不恰当的劳资关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经济学家们正在争论最低工资和均衡工资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实我们真正需要探讨的，并不是要弄清楚某个地区、某个行业的均衡工资到底是多少、最低工资是低了还是高了，而是如何建立发现均衡工资的机制。

　　考察我国现时的工资形成机制是很有意味的。公务员和垄断国企员工，虽然相对于政府和国企来说也没有定价主导权，但特殊的劳资一体结构，使其工资待遇可以高到令人羡慕的程度，收入水平大大超过均衡工资——趋之若鹜的应聘者就是最好的证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最低工资收入群体。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建筑工地，这些实打实创造社会财富的人们得到的工资甚至无法养家糊口，却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工资待遇，因为他们不接受的结果会更糟——大约只有失业一途。可悲的是，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目前状况下似乎成了这个群体提高工资的唯一依靠!

　　市场经济常识告诉我们，在市场供求扭曲、劳资关系极不对等的情况下，均衡工资是无从发现的;而政府，更没有能力发现均衡工资，也不应该以最低工资替代均衡工资，否则会造成市场的更大扭曲。解决之道，唯有保证劳资双方的平等谈判地位;而在目前劳方极端弱势的情况下，首要的是赋予劳方集体谈判权。只有劳资双方完全平等、充分自由地行使各自权利，才能通过不断博弈发现均衡工资，实现双赢。

　　现行制度设计，无疑缺陷多多。劳动合同法看似更倾向于对劳动者的保护，但却有过犹不及之嫌，况且也不能指望用法律来代替劳动者权益的自我保护。另一方面，员工自主谈判能力接近于零，工会组织是自上而下的，依附于政府和资方，甚至连经费都由资方出，更加弱化了劳方的谈判能力。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建立劳资博弈的制度基础。

作者：马宇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