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能量”孕育中国经济社会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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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能量”孕育中国经济社会新生态

作者：鲁宁

来源：《凤凰周刊》2011年7期

 

 

　　兔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周，国内最抢眼的新闻事件不是央行在节后上班首日再行加息，而是东西部旋即开打的“农民工争夺战”。而且，这场“争夺战”一经开打，将贯穿今年全年、明年、后年?

　　形象描述这场刚拉开架势的“争夺战”，不是上海未及长假结束，立即重金租用400余辆大客车直接赴河南、安徽等农民工输出大省“拉”农民工返沪;不是上海10余个区县劳动部门组织用工企业多路前往中西部诸省直接“抢”民工，也不是重庆劳动部门官员春节加班“挽留”农民工，而是原先主动与东部对口城市签订有农民工输出长期劳务合作协议的中西部城市纷纷单方面“毁约翻脸”。

　　举个例子，5年前重庆涪凌市(地级)与浙江绍兴市签有每年向后者输出5万名农民工的劳务合作协议。开春后，绍兴纺织产业开机率不足去年的四成，遂恳求涪凌市继续履行原有劳务合作协议，没想到，对方居然以“本地劳动用工呈严重短缺，哪还有多余劳动力可供外输”为由加以拒绝。

　　在最近三四年间积累的大学毕业生至少还有三成找不到饭碗之际，上面所引用的事实仍然令许多人难以置信，多认为其中多少夹带着媒体和网络共同炒作的成分。然而它却如中国的企业经常遭遇停电和贷款难，百姓为菜价、粮价高企而忧心忡忡一样真切。当下中国劳动力，既“匮乏”又“过剩”，余量与亏空都如此之大，这个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以政府意志和社会意愿发生的尴尬现象，乃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所罕有。犹如重庆的鸳鸯火锅—用工荒与就业难既相伴相生，又互相排斥，即如世界上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无法做出符合逻辑的解析。

　　东部加工工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服务业的低端劳动力也严重不足。譬如没有人敢于想象，今日上海一个全职保姆的月薪(不含东家提供的食宿和激励红包)，已相当于10年前中国女子上国外当保姆才能挣到的月薪，也是今天一名南亚妇女在中东石油富国做保姆所能赚取的月收入。可就这么着，上海的保姆荒仍呈不可遏制地加剧。

　　前二十年，因为有农民工近乎无限量的供给，中国为经济全球化作了整整10年的提前铺垫。有了该铺垫打下的基础，10年前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工厂”搬到了中国的东部沿海。

　　然而，经济全球化有情亦无情。这10年，中国开始“西部大开发”，中央政府开始把资源和政策倾注于“中部崛起”，也即由湖南省形象提出的“中部弯道超车”。“大开发”和“弯道超车”明显改善了中西部基础设施、社会生态和法制环境，孕育出并继续加速孕育着中西部工业化进程必须率先具备的市场生态和社会文明，这是饱受非议的深圳富士康为何果断迁址成都、重庆、河南“四面播种”的深层原因所倚，也是为何未及春节后上班，重庆、昆明、洛阳、贵阳甚至于陕西的汉中—那些已在那儿落户生根的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在当地的车站、码头设摊“拦阻”和“挽留”有可能继续选择“东漂”的本地农民参与“家乡建设”，开出的“人性化条件”甚至还高于东部。

　　中国之外，用工荒与就业难从未在任何一国互相直接对抗。这一对中国而言并不奇特的社会现象，正在告诉国人也告诉着世界，中国正在将西方经历数百年方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别无选择地压缩在一个几十年的时间段内。就此，无论是政府、社会、企业包括亿万劳动人口，都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和必须的规制构建和配套。

　　压缩是痛苦的，用工荒与就业难的同时出现将表现为疼痛的长期释放。

　　重庆系力求顺应时势之变的先行者。当上千万名漂泊四海的渝籍农民工返乡迎接兔年新春来临之际，市政府破天荒地发出了一封寄达每个跨省打工者家庭的慰问信。这封信极具情感色彩，颇讲人情味儿，甚至承诺“大家若能留在家乡工作，政府将协助本地企业为提供公租房、幼儿入托和子女就近入学?”。

　　都说世上数上海人精明，上海决策层显然清醒地预判到了“今年形势尤其不妙”。年初，各省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海亦然。然而，上海人留了两手：其一、“今年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为10%以上”;其二、新标准要到4月1日开始实施(其余各省均开年就实施，最迟的广东也是3月就实施)。上海何以做尾巴，弄个“10以上”吊外来农民工胃口?分析不外乎上海想见机行事，若“10%”就可大致满足招工需要那正好。否则，上海在长三角用工成本比较时就会吃亏。反之，若“10%”仍缺乏足够吸引力，再作适当上调仍有伸缩余地?

　　然而，上海人常常精明过头而大气不足。上海眼下的最低工资是1200元，就算上调20%又如何?众所周知，中国之大，数上海的生活成本、居住成本、出行成本为最高。区区20%的最低工资上调幅度，凭什么与中西部“争抢农民工”?那么调高30%又如何?同样不可行外加不可能。另一众所周知是，上海大量使用外省农民工的行业、产业和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所提供的服务，与中西部如火如荼四处开花的县域开发区内企业的“主打产出”并无二致，其劳动生产率和利润也相差无几。假如上海将现有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30%，那么，现有员工的实际工资必须同步水涨船高，如此，未及吸纳到新的外来农民工，上海中低档中小工业企业和服务企业已率先遭遇破产厄运。

　　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工厂”选址于中国，但“世界工厂”不可能永远扎堆于中国的东部—事实正如此!用工荒毫不留情地警告长三角和珠三角：你们原有的比较优势已近乎失尽，但主动应对危机你们依然游移不定，依然想再看看瞧瞧，依然抱定或多或少的患得患失，依然在互相提防，力求避免自己吃亏过大?其实，面对大量企业西迁和“常年性”用工荒带来的疼痛，东部没有现成的止痛药可服，也无现成的药方可供疗伤。唯有革心洗面、革故鼎新，才能重获新生。

　　经济的、文化的、法制的、社会的、舆论的?无数股力量之汇聚，推涨着亿万农民工的身价，唯独缺乏最该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企业工会和体制内各级总工会依然绵软乏力。去年开始，“工资集体谈判”(后因发现“谈判”用词敏感即刻重新改为“协商”)一度风生水起，可一年过去还不是“蜡烛铸银枪”好听不好使。相反，成千上万缺乏组织的农民工，在无意识中，受益于和借势于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深切变化，选择用自己的“脚”，一次又一次地与企业主进行着身价的博弈和权利的争取，并一次次获取小胜?当这样的小胜不断积累，它所产生的将不只是亿万农民工的摘帽，而是中国经济、社会、法制、文化新生态的营造。

　　中国30余年的现代化进程换回了经济总量“世界老二”的帽子，却未能换来几亿劳动大军的基本福利，不客气地说，用工荒是对这种不人道局面的无情鞭挞和抗议，它强迫东部地区或顺应时势，尽早让亿万农民工享有产业工人的正当权益，或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中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

　　有评论认为，必须尽快摒弃畸形的农民工制度，否则再激烈的“农民工争夺战”也只是低水平的“廉价劳动力争夺战”。也有评论包括港媒评论确信，中国农民工的春天已经来了。笔者的看法既没有前者悲观也没有后者过于乐观。笔者想说的是，用工荒与就业难何时能消解，谁也无法给定时间表。但有一条可以肯定，前者将不断给力农民工阶层的工资和福利，后者则利于延缓城市白领阶层工资增幅过快，当二者最终由“对立”转化为“融合”，尤其当农民工与白领的薪酬接近于合理比例，彼此社会地位的平等大致实现之时，中国特色的社会公平将呈现一幅崭新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