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抑或模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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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北大欲对“思想偏激”的学生采取“会商”，并称“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会商”者何，就是为统一观点，进行的双方或多方共同磋商。会商本是个中性的词，但前提是参与会商的客体之间是平等的，现在由学工部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也许只能是“领导个别谈话”的代名词吧，或者也就是三十年前流行的帮助学习小组的翻版。不过梁漱溟在“批林批孔”的所谓的学习小组上尚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如果说现在的大学生还是什么天之骄子，也许会让人笑掉大牙。但对某些学府则还是有些不同，如北大﹑清华，这里的学生大多是以各省市前几名成绩入校的“天之骄子”，这些学生往往言谈﹑思想个性十足，也很正常，这本是他们发展的资本。至于举出“两毛钱”的例子，如果真是为了“两毛钱”就把学生会商了，也许学校的牌子很快将向两毛钱看齐了(客气点说学校管理者的价值观也就两毛钱吧)。

　　大学是一个什么地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学》的开篇语，是指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当然这并非指现代意义的大学，现在意义的大学是指依照西方的模式而创办的，而英语里“大学”(University)一词来源于“宇宙”(Universe)，这意味着，它应该是兼容并包的，应该是百花齐放的。

　　大学既是传播也是创新思想的地方，大学是兼容并蓄的地方，是学者创新的地方，应是创造思想和方法论的圣地。而创新和发展本质就是打碎原有的不合理，找寻更加合理的道路。至于青年学子，大学不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和建立认识世界方法的地方，所谓“授之以鱼，不若授之以渔”。他们的主要任务不只是记住那些枯燥无味甚至违反常理的东西，现在任何电脑的存储都会远远超过人脑，而且出错率极低，虽然必要的常识还是必备的，重要的则是学会和养成一种创新思辩问题的模式。不如此，则永远无法超越前人，永远走在前人的身影里，没有怀疑和创新精神甚至连前人的理论都理解不了，只会教条化和曲解前人的思想。

　　上世纪前半叶，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下，社会给了教育家们足够的办学空间。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家们对大学的理解并不逊于任何一个欧美大学的校长。这些留过洋的教育家们曾就读过欧美的高等学府，归国后，他们为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大学而花费了毕生的心血。蔡元培、胡适、黄炎培等，都曾为了办教育而放弃做官，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校长”这个词，是比某某部长而崇高得多的。不但有蔡元培主导的国立北京大学，还有张伯苓创立的私立南开大学;有黄炎培创办的民办职业教育，更有陶行知旨在平民教育的“晓庄师范”。

　　尤其北大，在蔡元培先生奉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感召下，一时间，群贤毕至，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华人才俊，纷给投其门下，谱就了中国大学和学术的一段佳话。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理念的指导下，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梁漱溟﹑金岳霖﹑辜鸿铭等，还有毛泽东﹑张国焘﹑傅斯年﹑季羡林，可谓大师云集。而彼时之中华，在文化上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即便后来的大师也多于此时成长。

　　然回观现在，建国后六十多年了，本土培养的人才不要说获诺贝尔奖(有的话，也…)，即便能被称为大师的人都难找，希望不包括“煲汤”的于大师和“含泪”的余大师……

　　为什么?钱学森带着疑问更带着遗憾去了……

　　看看人类进步的历史，人类进步的推动力是什么，是墨守和统一思想吗，统一思想能带来什么呢，中世纪基督教义一统之下的欧洲和我们儒家一统的两千年专制史。带来的是社会的徘徊不前和循环往复。即便是物质上的量变都不可得，而且物质只是保证人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已，发展的观点看，也只能是量变的积累。前进更需要的是质变，而质变需要的不是墨守，不是统一思想，恰是纠错和突破，是打破常规。而这进步的步伐是如何迈进的，不夸张地说，大多都是“思想异类”努力的结果。他们之所以是异类，恰恰因为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的智识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世上大多数人并非靠着理智而生活，靠的是虔敬和服从。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因宣传理性恰被视为思想的异类，被判死刑，耶稣最终也是上了十字架，至于我们的孔子，还好，但也只好惶惶如“丧家之犬”。到了近世，哥白尼也是临死才敢发表《天体论》的，而伽利略蹲了号子，布鲁诺和塞尔维特则上了火刑架。至于我们虽无宗教，谭嗣同﹑遇罗克等也不免走上刑场。打破常规追求真理，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易懂。

　　统一思想正确吗?统一思想的来源应该是一元论和决定论。但一元论和决定论正确吗(这似乎时下很受怀疑)，即便一元论和决定论是对的，还需要建立在人(统一者)是有知的，不仅有知，更应该是已经认识万能的基础之上，即现在的人类(或者说某些人)已经了解并掌握了世界和人自身，否则这样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人是有知还是无知，拿苏格拉底的故事来说，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知的，所以他成了雅典最有智慧的人，这本不是什么谦虚，人面对自然甚至自己了解多少。面对自然，面对地球，只要她稍微哆嗦一下，人类就承受不了，而且还不可预知，对人，面对生死，手足无措。思想如何产生，也是茫然。……

　　当然，从古到今人类在这方面也一直在尝试着，并一度以为找到了答案，十九世纪末的物理学就曾一度让人欣喜，但普朗克和爱因斯坦打破了人们的美梦。对于社会实践方面，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观)，虽然他们本人没有实现，但早期欧文等的乌托邦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大实践甚至对纳粹的疯狂都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回应。结果呢?上世纪纳粹和苏联的结果及今日之北朝鲜的现状是不容回避的，他们对于文明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用也是一目了然的。

　　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无知充有知。

　　当然这种会商制度也许正合于前一段两会期间我们某位领导人宣称的，“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律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也与现在国内的大学无不设有党委是交相呼应的，大学不仅设有党委，且是居于指导地位的，在下属的院系也同样建立同级的党支部。拥有思想控制上的权威，在学校的思想理论宣传占着绝对掌控地位，对学生及教职员工的思想观，人生观，世界观无时不起着监督指导，整齐划一之作用。即便在学校的日常事务中也起着主导作用。只是，党委书记自然是指派下来的，校长也是任命的。

　　只是，指导思想一元化，还会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吗，正如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其他的是不是还能不能称为政党，都很值得怀疑。有些东西本就是矛盾的，鱼与熊掌很难兼得，民主﹑自由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思想的自由，离不开社会的开放，思想的一元化很容易走向僵化，走向死胡同，两千多年的思想一统已让我们缴了太多的学费，仍不自知。历史的前行是在不断地纠错和突破陈规中前行的，而纠错又很难是靠自身去做到的。固步自封，往往带来的是停顿乃至倒退。恩赐很难有公正，更不会有尊严。一个人或阶层不能代替另一个人或思考乃至决定问题。真如此，人只能称为工具而已。

　　会商制度的施行还侵犯了个人思想自由的权利。一个人的行为“偏激”，如果超出法律范畴，自会受到法律承办;如果超出道德规范，也会受到道德谴责。但思想是个人的，“思想偏激”可能为部分人所看不惯，却既不违法，也不犯错，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统一的思想，统一的世界观和统一的方法论所塑造出来的，只会如流水线一般生产着标准化产品，不会是人才，更不会是大师，工具而已，而且是标准化的工具。我们的应试教育训练已经使我们学生只知寻找唯一的标准答案，不知思辨。如此培养的不是人，是在制造工具，也许会拥有很多技能，顶多是高性能的工具。因为他们失去的恰恰是作为人最重要的东西，思想。

　　龚自珍一首《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也许有人说，人才是挡不住的。难道两千多年天公讨厌我们，而中世纪的欧洲也不受天公垂青。其实人才不仅是可以肉体上消灭，甚至连会商都可能使之湮没，人才的成长是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机遇的。天公之意不管如何美，但若将降下的都放在一个模具里面重新锻造一番，出来的还会是人才吗，还会有大师吗?

　　最后引用一句罗素的话，“思想，是自由和迅速的，是世界之光，是人类的主要荣耀”。

作者：开尔文“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谭顺元

大而学之，贵于专；

学而用之，贵于长；

用而广之，贵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