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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批评中国作家没有思想，这本是千古善事，成为文坛一景，也是势在必然。只可惜批评者本人亦无思想，以无思想而批评无思想，极类夏虫语冰，太监说性，无怪乎引得嘘声一片，风景是有了，只落得个一景不如一景。其大标题下是“中国作家为什么没有思想”，然而自己在文中却扛不动思想来论理，只谈些学历和经历，或者是抄一些“价值观”、“反生命”一类的术语，已是贻笑大方。 批评则批评矣，但请莫道学历，莫论经历，扛不动思想无妨，因为中国的学府和学界沾染了太多的官气、匪气和酸气，无论博士与否，谁也无奈。没想到，中国文学界在“下体秀”、“少年秀”之后，又被操弄出“博士秀”。在文化的盲区，盲人习惯了黑暗，那就不必摸象，继续修炼则已，可有人偏偏要出来献丑。 如果以作家的学历作为批评的论据，那不仅仅是现代人要发笑，世界上好多已经去世的文学巨匠也要被气活的。莫泊桑二十岁时应征入伍，退伍后一直做着小职员;马克·吐温十二岁时就被迫自谋生路，当过学徒、报纸投递员、排字工、矿工等;欧·亨利十五岁时就开始当学徒、牧羊人、会计员等;卡夫卡的专业是法学;契诃夫和鲁迅的专业是医学……因为作家所不同于学究的区别在于，他们靠的是灵性和颖悟，他们的许多拥有是独享的，而不像学术研究是资源共享，更不能依靠时间和钻研，远非拆散几本线装书，或者翻腾几下西洋果所能比的。有此同感者不乏其人。小说家塞万提斯在谈到掌握语言时说：“一句蠢话可以用拉丁语说，也可以用西班牙语说。”思想家蒙田则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后。”他还说：“我们应该考查谁学得更好，而不是考查谁学得更多。”教育家爱默生就大学教育说：“学院憎恨天才，正像修道院憎恨圣徒。” 不过回过头来，中国作家的好作品也确实少得可怜，小东西有时还能残喘几年，大部头极少有五年以后读起来还津津有味的。那么，每年的那么多获奖作品又作何解释呢?那么多美妙绝伦的评论又作何解释呢?每年的《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选了多少好小说呢，还给栏目起了那么好听的名字，什么“精彩阅读”啊，“第一阅读”啊，往往还附有高妙的评语。可一年以后呢，三年五年以后呢?搁书店里三折还没人买!曾经受到那般漂亮而绝世超尘评价的作品，为什么眨眼就变成一堆垃圾了呢? 掌握纸质文学媒体的既有资深编辑，又有领国家工资、有国家给予的职称的文化官员，也可能是知名作家，而搞评奖和评论的大体上还是这样一批人，长久以往，便形成了一种规矩：发在某些刊物上的作品，常常也就是备受推崇、极易得奖的作品。这样做的好处自然是，既维护了刊物的权威，又维护了评奖者的权威。这在文艺界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是没有歌词界、作曲界、晚会界那么黑罢了。当然这背后隐藏着老一辈的一种困境：所谓矮子里面拔高个，无论如何，总不能不出刊吧?总不能不评奖吧? 其实年轻人也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有些前辈总是喜欢画地为牢，肥水内流，居功不退，有的年轻人才会出此下策，出现一些可笑的举动。比如，有个年轻博士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谈到：“贾平凹、余秋雨各有很不错的作品传世，鲁迅、巴金、金庸、莫言、王朔、摩罗、李建军也都有他们值得尊敬的成就。”读者一看就乐了，有这么排序的吗?居然把自己的几位年轻朋友排在“大名家”后头，真是悲哀之举。不信，请看看这几年出名的年轻人，女的靠什么出名，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因为没穿裤子，所以一目了然，至于背后是怎么搞的，不得而知;男的，除了几个是学生(请注意：学生是另外一个卖点)外，如果身份是社会人，几乎全是靠所谓“酷评”才成名，比如王彬彬(二王之争)、余杰(二余之争)、葛红兵(悼词)、朱文和韩东(断裂)、蒋泥等几位博士(作家批判书)。细想想，他们实在是没办法啊。 真希望有些志得意满的作家们回头看看，什么才是有思想、有影响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被林肯称为“引发了一场战争的小妇人”，《百年孤独》完美地描述了人类“儿童状态”对于恐怖与无助的自我意识，《战争与和平》对于人类共同苦难的探究至今无出其右者，西方现代派作品曾经让中国作家群体疯狂模仿……而在我们这里，说句不中听的话，真是时无英雄，竖子成名(特别声明：不是每一个竖子都成名，也不是每一个名家都是竖子)。这是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阮籍面对刘项争锋的古战场，摇头发出的幽叹。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时世何其相似! 如此混乱局面恰是由思想矮化引起的。挺拔的竹林从来不互相纠缠，乱长的蔓草则总是在吵吵闹闹。这种现象是很值得好好玩味一番、细细梳理一通的。 一、缺乏思想的表现种种 缺乏思想的表现无外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 内容上的猎古猎奇猎艳，直接造成了文学视力的老花、散光和近视等疾病。这等眼神，自然毫无思想的穿透力。老花患者在写历史传奇。写这种东西的好处首先是两个字：好读。中国历史历来是讲究智慧的，而这智慧几乎全是什么用兵奇谋、宫廷斗争、奸相忠臣、处世良方、全身之道，故事俯拾皆是，奇趣层出不穷。而且，既是传奇，便可如《三国》、《水浒》般信手写来，只是没有罗贯中和施耐庵的那份才气和雅量，写出的东西只适合拍拍影视剧，闲来消遣，在其他方面实在无法细细审视。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二月河。二月河之外，还有人在费大功夫写大秦、大唐、大宋、大明中华五千年，自秦以来虽然很少产生思想，但无聊且重复的故事颇多，足够文学视力老花者抱住乱啃。我们的作家之所以擅描(是描红的“描”，不是“写”)，还有一个附带的原因是，他们非得从历史中寻找厚重感，是受了几种影响，一是俄罗斯(苏俄)传统，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二是拉美传统，如《百年孤独》，三是反右和“文革”，使作者觉得现实题材雷区太多，而历史题材小心把握，不要写出《海瑞罢官》一类的作品来，没准还会被认为是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哩。 散光患者在写人生苦难。在这方面，除余华、李锐等少数作家具有举重若轻、拈花微笑、大悲如喜的特质外，其余都犯了一个错误，认为中华民族千年凝固的农耕状态，足以代表人生的苦难、人性的无奈，于是在这题材上铺上高粱秆，围上篱笆墙，穿上厚棉裤，深挖各种原始欲望、残酷的生存竞争、无聊的日出日落。更令他们信心百倍的是，曾有海外汉学家认为，汉民族的这种凝固状态，完全可以提高到人性的审美高度，或者是“存在”的哲学深度，于是大家更是趋之若鹜，生怕自己失去这种厚实的写作之基。但是，这种对于生活原生态的描述，如果只是起到了摄影的作用，只是因为熟悉某种生活才写，既没有浓缩，也没有提炼，结果只能是既非艺术，也无思想。在许许多多的摄影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张沟壑纵横的脸、无数个在严冬抽着旱烟袋、穿着厚厚棉衣的存在者。实际上，一个真有思想的写作者，决不会抱守某种自以为是的题材而不放，更不会取巧献媚于题材。对类似题材的把握，总是能置于一个阔大的思想背景中。读余华的小说，通过精巧的构思和平实的语言，尽管他没有直接描述农耕文化，但在主人公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中，完全可以想象到一个多么可怕的生活背景。 白内障患者在写时代生活。本来这是一个缤纷的时代，写作资料比比皆是，比如可以描写生态及自然环境问题、女性主义、家庭解体、新型战争、生活本身的荒谬……但我们很少有作家这样做，而是产生了像王朔、池莉、卫慧这样的时代先锋，再有就是写公园里的一次艳遇、会场上的一种眼神、飘游于男人间的女性弄潮儿。这些东西，难道就是这个时代能给予我们的吗?在市场化写作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下，对于当下生活的描述，作家和读者都定位于最浅表层次的感官快乐。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穿着衣服的人，再怎么妖娆美妙，再怎么婀娜多姿，固然可以吸引众人眼光，但若更能吸引众人眼光，还须脱光。白内障的特点之一是，连表面的妖娆美丽都看不清楚，惟独可以模糊地看到脱光后的白花花一片。然而，脱光状态能代表这个时代吗?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作家所描写的时代生活，一律描述的都只是时代的“脱光”状态，是一种畸形的表象而非本质，远非时代本身。 红眼患者在写少数民族。平心而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民族的苦难和历史，确实能代表全人类的苦难和历史。但是，如果描述这种苦难和历史，仅仅是把该民族的风俗礼仪当成新奇的东西，仅仅是把主人公的名字当成特别的发音单词，仅仅是把同样的历史故事和逻辑不再放在中原大地上，而是放在村寨边、高山上、毡帐内、雪地中，这样的故事未免也太多了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外的“民粹”作家屡屡获奖，而且展示了截然不同的韵味。霍达和阿来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是因为作者同时存在着两种长处：一是本人熟悉这种题材这种生活，二是发现了这种题材这种生活具有独特的景致，即人们通常说的，某某将“笔触伸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这样写，自然有人大感兴趣，而于题材的独特之外，鲜问思想了。对于这类小说，不妨采用这样一种读法，假如剔除那些地域色彩浓厚的人名、地名、官名、习俗名、宗教仪式名，还原成一个普通的故事，则索然无味矣。而优秀且深刻的小说，则绝对不惧怕这种调换。换句话说，无论你怎样剔除调换，都是震撼人心的好作品。 近视患者在写新奇怪异。大约贾平凹、莫言等人也觉得，阔大的历史框图，勾画的人太多了，也太容易勾画了，于是他们另出奇策，就写身边的新奇怪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运用语言方面纤巧老练、异趣盎然，在观察世态人情方面入木三分。有此二者，完全可以把一件破事写得天花乱坠。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两个民间传统心态造就了他们的成功，一个传统是，由于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别有用心，视性和欲望为可恶的东西，即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极度虚伪的结果是，天理无影无踪，人欲变得扭曲呻吟，明眼里是全民禁欲主义，实际上造成的是，民间文化对于性事的深深关切之态;另外一个是，窝里斗的残酷历史与明哲保身的行为哲学互为表里，造成了民间对于无聊、庸俗、残忍等行为的看客心态。普天之下，情同此理，人同此心，读者根本不需要探头去看外面的世界，只须看看身边的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所以，他们的作品被认为是世界、是天堂，全不管这世界、这天堂毫无新意，毫无深度，全无一丁点儿的含金量——五千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一批作者死了，又生出一批作者;一批看客死了，又生出一批看客。 有人定然会有如此疑问：如果这些作家真是患了眼疾，为什么还有大量读者对他们的作品非常喜欢甚至是崇拜?首先，无论他是一个几流作家，既然成了作家，肯定是有可取之处，也肯定会有一部分读者喜欢。其次，正因他们所描述的生活层次较浅，很多读者都有一种亲切的认同感，在没有深沉认同感的作品的前提下，读者也只好认同这种浅层表现。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时无英雄，竖子成名”。三是他们几乎都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新文学时期，属于荒漠上的奇葩，汪洋中的救生岛，加之又形成一个互生互利的圈子，读者自然得绕进这个圈子里去。 形式上的舍本逐末也是一大原因。对于汉语言的魅力，大多数作者不仅在“表现什么”时呈现出迷途状态，而且在汉语言本身上缠起了裹脚布。 我们的评论家在评论当代作品的语言时，用的是“圆润”、“绮丽”、“温暖”、“冷静”……不知怎么的，这些词语总是容易和某些不雅的东西产生联想。生活在农村的人都知道，家禽家畜的粪便各有各的妙处，就直观的来讲，羊粪表面光洁干净而内里丰厚，可称之为“圆润”;牛粪落地后仍热气腾腾，可称之为“温暖”;鸡粪因其食性不同，常常是黄白灰黑色彩具备而相间，可称之为“绮丽”;在寒冬，人们若要从猪圈里起粪时，遇到的必然是猪粪的“冷静”……对不起，再说下去，就该呕吐了。 语言之于文学本是一种工具，把工具本身当成目的，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可承受之重。她真正应该承载的东西，比如思想，比如想象力，比如阅读快感，已越来越稀有了。 此外，在中国还有一种称为“哲学家”的产物，以周国平可为代表，其特点是所写的散文中充满了“哲思妙悟”，但仔细一看，不仅毫无新意，而且有抄袭之嫌。因为关于抄袭，文法已有公论：凡引用文字占到全文百分之三十以上者，视为抄袭。在周国平等人的“作品”中，有的是克隆思想，有的是克隆文风，更有甚者是直接克隆文字。以短文《关于婚姻的自嘲》为例，一篇仅仅五百字的短文，引用他人轶事、语言就达四百余字，而且均可从名人轶事或格言辞典一类的书上找到，何其容易! 二、缺乏思想的原因探析 一是文化传统的以讹传讹。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往往表现出一种畸形的承接。比如对于庄子，其思想的博大深厚，一直是专家学者的研究课题，而我们的作家，就内容而言，则集中感兴趣于厌世的情绪、失意时的逃避、怀才不遇时的自慰，就形式而言，也逃不开仪态万方一类的赞誉。在今天，庄子的思想更体现在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对生态环境的深沉忧虑。这一点几乎是神奇而先验的，然而也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几乎同样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卢梭、马尔库塞或罗马俱乐部的著作中发现。所不同的是，后几者都是直观的忧虑，庄子则是奇诡的预测。故尔，同样的思想，庄子的表达方式更迷人、也更绝妙，甚至是更有说服力的。例如，描述人的异化问题，散文大家余光中曾仿庄子作《逍遥游》一篇，颇有苏东坡当年以自己为“庄子转世”的才气，只可惜也是仅在语言和境界本身上打转，既无发展，亦无延伸。 对于另外一些典籍也同样如此，它们总是执着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有不计其数的写作者在重构着中国的语言神话。而对于思想的传承，则表现为以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感情和关系为核心，或者是奋进而济世的，以最浅显的层次介入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或者是低沉而回避的，以最佳风度展示生存的意义。以文人常常倾心的魏晋风度为例，这种把儒释道杂糅的东西，在历朝历代都绵延不绝，产生了像《小窗幽记》、《菜根谭》、《幽梦影》一类的著述。这种情调与流俗之下，对于真正的社会或人本身，写作者都没有力量真正面对，因为他们看惯了传统文化中浮光掠影式的东西，无法真正进入传统文化的内核。 二是对于西方思想的拙劣模仿。凡模仿，是断然不能产生思想的。真正的心灵颤动是共鸣，而不是模仿。1865年，尼采在看到叔本华的著作时，他发现了“一面镜子，我通过他照见了世界、人生和我自己那被描绘得无比崇高的本性”;“好像叔本华在亲自对我讲，我感到他的热情，仿佛他就站在我面前，一句句大声地叫喊：放弃、否定、顺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作品名动一时，但这几个作者的不凡之处在于有自知之明，他们深知自己的东西是在模仿，捞一回闲名也就各自去了，不死套在文学圈里。该种文学作为一种情绪化和投机取巧的产物，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而有的模仿者除却模仿之外一无所长，只好厚着脸皮写下去了，于是读者也只好在这拙劣的模仿中进行着类似“新奇”的阅读。更有知情者却从国外找到故事原型甚至是故事模型。殊不知，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着极为深厚的现实背景，每一次思潮的来临都能找到生活中的源渊。比如二战后弥漫于欧美的消极颓废情绪，产生了萨特等的存在主义、颓废的一代;在西方物质文明压迫人类生存本性时，产生了马尔库塞的“反文明”，文艺则从中看到了生活中极其荒谬的东西。 而我们的“现代派”一夜之间便旌旗林立。这样的结果，因为没有生它养它的土壤，只能是产生一些徒具形式的新鲜感，除了最终走向死途，也不可能有第二个结果。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具备了现代派文学的某些生活源渊时，中国的作家们却由于对模仿所产生的恐惧而裹足不前了。 三是目的性太强的取媚倾向。有一句名言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老百姓和评论家中自然口碑甚好，于是很多作者痴迷于一池浊水、半片秃山，大量运用黄色小段子、民间俗语俚语，并以此博得一片喝彩声。比如，有批评家曾说到贾平凹“一个老人的蠕动的嘴像小孩子的屁眼”，以及类似的句子，走的是欧·亨利描写美国西部的路子。但相较之下，两者情趣大异。贾平凹给人的感觉只是一个乡村说书人，端着一大碗面坐在街头滔滔不绝。他只是一个优秀的“说事”的人，你要是想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反映什么，哪怕就是他的后期作品，如《废都》、《怀念狼》等，除非评论家硬套，是难以发现任何思想深度的。在欧·亨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人生深层次上的无奈与戏谑。贾平凹本人对此局限也是深有认识的，他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谈到：“我看同辈作家的作品少得很，那么多，没时间读。有时看了，不以为然，譬如有的作品当时在国内叫响得很，后来看并不咋样。不知文坛是咋弄的。”(以他的聪明，一定知道文坛是咋弄的)“我回想我到底写了些啥东西，还落下个虚名。”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中国作家最缺乏的是一种气量和胸怀，每每想起来令我沮丧。这个时代难道只能产生我们这些琐碎的作家吗?”(关于气量和胸怀，中国作家还有一个特性：他自己可以“谦虚”地说自己是不成器的、末流的，但只限于他自己说，别人若是一说他，可就捅上老虎屁股了)贾平凹是清醒的，因而也是痛苦的。琐碎正是民间生活的常态，而津津有味地描写琐碎的作家，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总是难舍取媚——无论这种取媚是无意还是有意，至少可以标榜“读者喜欢我的作品”。 四是功利性写作。很多功利化很强的写作者，以隔壁老太太的悲哀为借口，掩饰自己的功利化写作，从而也使自己没有思想这一层得到弱化。这背后的潜台词是：我有思想，我是故意这么做的。池莉不是问过这样的问题吗?哈姆雷特的悲哀在中国有几个?池莉可能醉心于市井，忽略了这个时代的文化演进：她若是进了高中校园，随便问一个高中文科生，他也知道哈姆雷特在想什么!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池莉所说的隔壁老太太的悲哀，也远不是她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数家调查公司都对中国公民最关心的问题进行过调查，结果大同小异，他们所面临的悲哀最多的就是那几项，比如正义公平、食品安全、腐败等等。池莉也应常在街头闲谈，想必也知道他们每天咒骂着什么，悲哀着什么，可是再从她的作品中去寻找，找到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这是隔壁老太太的悲哀吗?那只是一些琐碎或时尚的故事，甚至还不如她的早期故事，比如《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就写得更有意味。可影视一播，名声在外，不由让人坠入其中。 其实有个问题是不用回避的，写作本身，就包括纯功利化写作和思想者写作的区别，井水河水之别，二者也不必强分什么高下。只是有些人不想承认自己的功利心，这就有点奇怪了。居于浊滔，却想着不舍清流之美誉，累矣，生搬硬套的“文以载道”居然害人如此! 现在的年轻一代则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以包装“少年作家”出名的一个策划者，在谈到成年作家时说过这样的话：“那些著名的作家和教授们，大部分此刻正写着平庸、琐碎、自以为深刻的无聊文字，他们内心猥琐，情感干涸，早已被读者抛弃!”他在谈到孩子们时则说：“我认识的几个‘少年作家’，脑子都很清楚，他们根本就没想去跟‘文学’较什么劲，只是想着把小说写得更好看，更符合读者口味，更打动人心，从而更好卖。是的，他们媚俗，但他们正在成长为专业的畅销书作家，他们从小就有这天分!”一为商业追求，一为思想追求，这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坦诚一点，互不相乱，利己利他。如果天分是赚钱，则谈赚钱;天分是思想，则谈思想;但一旦反过来，不仅虚伪，更会沦为笑谈。 三、走向思想之路 至少要脱身于历史环境的负面影响。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依古制之，依礼制之，稍有思想的嫩芽，轻则将思想铲除之，重则连人带思想铲除之，久而久之，文化人渐渐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定则，对于思想，能远离则远离，哪怕是在开明的时代。这样的结果是，以作家为代表的整个文化群体被囿于笼中，缺少一种向外的张力，比如对于人生意义的探求，对于宇宙真相的追寻……而是只能向内寻求两种东西：一种是对于汉语言和汉文字写作的超越和解脱，产生了呆到极致的汉魏大赋，也产生了美到境界的唐诗宋词，在单纯的文字中乐此不疲，寻章摘句，拾秽就污;另外一种是有着强烈的“泛政治”倾向，无论所言何事，定然扯上皇室官家、权力腐败、民生疾苦、经世济国，只可叹扯上是扯上了，尽是些皮毛之扯，从来没有产生适用于本土的制度建设方面的著作或文学作品——类《百科全书》、《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常识》者。 关于这一点，有一句名言叫做“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有个最起码的素质，分得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东西可以作为世界性的东西来展示，哪些东西搁什么地方都不值一提。但是操作这种东西显然太难了，远不如直接写着“世界大众”爱读的东西来得轻松，来得名利，让你惊讶，让你拍案，这就够了，至于思想，评论家能挖出来则好，挖不出来，至少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所以有了如下结果：至今也没有产生公认的体现某种思想的作品。 沿着上述道路再往后发展，古时是“有井水处皆咏柳词”，现在是作家们不惜以千金之躯往下三路走，向市井中走，就是从来没有能力往思想上走。有些名字基本上如柳永，家喻户晓，但只能让读者随着自己一起自慰，读者看不到任何思想的灵光，丝毫没有启迪作用。所以，只有脱身于历史的负面影响，离开对文字的过分迷恋，真正的思想才会破土而出，铲也铲不掉，烧也烧不死，灭也灭不尽。 培养形成思想的思维温床，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因为有很多作家正痴迷于“无思想”的成功状态中，自得其乐，自忘其侮，在一个视“成功”为惟一标准的超功利时代，成功者的一句洋洋自得的“狗日的思想”就会把培养思想的重任抛在路边。而后学者，看到前人在花里胡哨或“泛政治”中居然成功，也必群起而学之，放弃对思想的追求和培养。换句话说，整体文化环境的改良至为重要，要求许多文学中人都必须有自审的能力，而非自恋的情绪，都必须有海纳百川的阔大境界，而非死爱面子的将错就错、讳疾忌医……如果有很多成名作家敢于面对自己的肤浅，进而完全袒露自己的心迹，呼唤有真思想者面世，则对于思想的形成善莫大焉。 作者：达然 来源：《书屋》2005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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